小说的处境到了今天这个份上，该让我们的编辑和作家有点悔悟了，那就是光靠玩技巧和语言以及所有的花活唬不了读者，更救不了小说本身。我们知道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接受者的存在，所谓皮之不在，毛将存焉？比如小说之于读者，电影之于观众，读者不读小说了，那小说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好在前几年电影曾经救了小说一把，让小说足足火了一回。可现在电影界也有人预言，下个世纪电影也可能消失，这话有点耸人听闻，但也可能是兔［小说？］死狐［电影？］悲呢，因为到时候真正的观众也不存在了，只要坐在家里一边聊天一边不停按遥控器的人。所以小说要生存和发展，只有靠小说自身，靠广大的读者者。

 

　　小说是什么？有人说是回忆的艺术，有人说是虚构的艺术，但我要强调的是小说更是读者的艺术，这仅仅是我不得以而为之得一种说法。读者不光是那些少数的研究者和评论家，而是更为广泛的普通的阅读群体，他们才是上帝。从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成为畅销书，到刘恒的为平民说话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得称道，［《北京文学》１９９7年第１０期］，还有刚刚发表就令读者叫好的陆涛的中篇小说《屈体翻腾三周半》［见《北京文学》１９９９年第８期］等莫不如是。

 

　　陆涛在文坛上应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尽管几年前他的“布老虎”长篇小说《造化》曾经发行３０多万册，当然这本书有很大的畅销书性质，但正是这本书使他懂得了读者的重要性，也使他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更多地考虑如何让小说写得更好看更贴近读者的生活。他曾对我说：我写小说的目的只有两个，其一是让读者了解我，其二是通过我的写作让读者了解自己。让读者了解“我”容易，因为时下流行的多数小说大抵如此，而让读者了解自己就很不易了，它不光需要作品由“作者”至“读者”的简单或者复杂的“生成转换”，更需要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和对读者的尊重。从《零点播出》到《黑头发飘起来》，从《我是你爸爸》到《屈体翻腾三周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感觉到陆涛在一步一个台阶的走近他的既定目标。

 

　　《屈体翻腾三周半》作为一个专为读者写的小说，它的内容远没有它的题目费解，这个题目取自跳水比赛的一个技术动作。文中有这样的解释：“［人］从高处往下跳，团着身子，跳进水里，你看，跳进去的总有掌声，实际上他们不一定需要掌声的，最关键的是无论成功与失败，他们都站着。”这句话让我们联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那句名言：人可不是造出来要给打垮的。可以消灭一个人，就是打不垮他。由此我想提醒不少人将《屈体》定性成是一部“下岗”与“自救”的小说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其实“下岗自救”只是小说的一个层次，或者说是小说故事的外在的逻辑形式，它更内在的核应该是人面对挫折，面对命运的一种无畏的精神和风度。就是说人生有时可能需要“屈体”，需要“幽他一默”，但最终选择的却是“站立”和“坚强”。

 

　　在小说中的李小喜、刘芳和李老爷子这些人物都是些最容易被社会忽略的群体，因为他们太普通，普通得缺少大喜大悲和大智大勇，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不幸，没有痛苦，没有欢乐。李小喜的下岗，开面包房，直至死，可以说毫无悲壮可言，刘芳对丈夫、儿子的爱和对打针的恐惧也单纯得令人窃笑，但是他们都是好人，一群可爱的不是英雄的好人。即使李老子蓄谋已久的“牺牲”，虽然会引发人们的争议，但其中蕴含的爱与痛却让人不堪怀疑。加上文中处处浸润的人间亲情和友情，更是叫人由衷地感叹。读着这些好人，使我想到了小说中关于“人”的那个像甲骨文的符号“　”，一个站立的人，它虽然没有姓名，没有性别，也没有身份，但它却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寓，它将和小说中那些活生生的人物一样，深深地刻在读者的记忆中。

 

　　一次，一个爱看文学杂志的圈外朋友对我抱怨道：现在的杂志怎么读不到一篇让人感动的小说？我当时不以为然，过后我却有些震动，使我想了许多有关写作的最基本的问题：小说到底是什么？它与读者的关系如何等等。不久他半夜给我打来电话，略带颤抖的声音说他看完了《屈体翻腾三周半》，他终于用了“感动”这个词，我被他的“感动”感动了。在现今文坛能够读到一部让人感动的小说竟然也成了一种奢侈，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是否预示着我们的小说已经患了绝症？好在往往在读者最失望的时候，总会有一两个新作者或一两部好作品揭杆而起，让我们不至于对文学丧失信心，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如《屈体翻腾三周半》等等，由此我替小说的作者陆涛高兴，也为那些在成堆的书刊中沙里掏金的读者高兴。

 

                                                                             (此文发表于《文艺报》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