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宁肯是个心态平和而又出手不凡的作家。当不少人为创作急功近利的时候，他却能气沉丹田，默默地搭建自己独特的文字世界。这样的作家需要自己的“制高点”，宁肯的制高点就是他对人与世界的更深远也更矛盾的思考和阐释。当别人在文学洼地的泥泞中悲观抱怨或自鸣得意的时候，他却能坚守自我，积蓄能量，适时地重拳出击，给文学带来惊喜。从《蒙面之城》、《沉默之门》，到今天的《环形女人》（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月出版），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作家不间断的思考和变化。

 

商业化对文学的影响我们已经谈的够多了，面对这种影响作家何为？是“低俗化”，还是更加“高雅”？是回避、拒绝，还是妥协甚至合谋？这其实关系着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走向与生存。宁肯曾把写作《环形女人》的初衷比作一次心态的“堕落”，我不大同意他的表述。我宁可相信他是一次“放纵”。当一个作家面对一个客体无法把握或者没有想出更适合的把握方式的时候，放纵自己的写作心态可能是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只有放纵也许才能充分施展作家的才华并显示作家的真实的思想境界。宁肯的智慧在于他寻找到了一条通道，他用了“穿透”这个词，就是所谓“穿透”雅与俗之间屏障的一种写作。宁肯说：“ ‘低’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种大量的存在，是人性中一种普遍的东西，我觉得如何以一种有力的方式面对‘低’、穿透‘低’同样是对严肃作家的考验。如果说引导大众趣味是一种虚妄，穿透大众趣味则是一种有意义的历险。” （见《摸当代危险情绪与精神暗流：<环形女人>手记》）我非常赞同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不是“折中”的两面沾光的投机型写作，而是真正带有破坏性与再造性的开放式的写作。

 

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个秘密，或者说，每个人的心中都存有一块黑暗/脆弱之地。这是所谓恐怖悬疑小说产生的根源。一般来说揭示人们心中的这个谜（秘密），并将其放大，这是恐怖悬疑小说的范围。而有的人能够在从中将人性进行更深层的挖掘，并且提升，使其不光成为心理或者生理的游戏与经验，而是一种哲学的矛盾的有关人类精神状况的总结，我以为这样的小说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严肃小说”，用宁肯的话说，是一种“穿透”式的小说。

 

中外作家中引入流行文学元素写作的例子其实很多，写过《活着》的余华就曾经用武侠小说模式写过《鲜血梅花》这种戏仿性的作品；最近张洁也以长篇小说《知在》对悬念小说进行了有意味的借用。而真正将所谓流行与严肃，雅与俗锻造成血肉一体的，并由此“穿透”通俗与严肃文学门别的，我以为应该是《环形女人》。一方面你可以将其作为恐怖悬疑小说来读，因为它有足够的悬念和恐怖要素。另一方面，它又是绝对的“严肃文学”，它用了流行文学的外壳或者结构，构筑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着实好看的激情澎湃的作品。所以我形容《环形女人》是一部“走钢丝”的作品，它跨越了雅与俗的鸿沟，它在恐怖文学与严肃文学的临界点行走，自在地发挥着写作的所有的“能指”空间，并以自己独到的思想和笔墨保持着平衡，给了我们一次精彩的难度极大的演出。

 

 

                          （二）

 

具体谈到《环形女人》的文本，我最有兴趣的是小说中“简”这个人物，因为小说本身也是一个以“简”为核心的由女人主导的世界，男人无非是“残疾”或者是动物，甚至是连动物都不如的“僵尸”。这样看来，小说又似乎有了“女权主义”的味道。简为了躲避现代文明社会，买下一座荒山，试图建立一个恢复人类原初状态的“乌托邦”。而在我看来，所谓简重归自然，献身环保不过是一个错觉，一个“幻像”，“原质”上还是她对男性社会的“创伤性”的仇恨和决裂。在她心中，对自然界的破坏和对自己情感的背叛是共同的敌人——男人和男人统治下的“罪恶”社会。而这种“家仇国恨”似的对象的一致性，也使她对自己的行为和理想产生了崇高感。而对崇高感的极端的迷恋与陶醉，使她一步步凌越了法律的界线，走向了崇高的反面/谬误，即一种“大恶”的力量，因而也造就了她悖论式的复杂矛盾难以定位的悲剧人格与宿命。当代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女人是男人的征兆（symptom）”，那么反过来解释也是一样。在简看来，男人同样是女人的一个“例外和反常”——“征兆”，也就是所谓的“大他者”中可怕的症结。所以她立志要把所有天下负心的男人都抓到山上来，关进“密室”的玻璃罩内，剥夺他们的自主甚至生存的权力，成为行尸走肉。即使小说中唯一一个对简“施虐”的强悍的男人（马术教练），也不过是她手中的另一个活动的僵尸，她在性爱上的“受虐”行为不过是她少年“红色年代”未就的“英雄”、“牺牲”与“受难”的情结，就像小时候的“过家家”，而教练正是她模拟表演、满足快感/欲望的一个配角和活道具。

 

小说中的那个令人发指的“密室”也是一个征兆，它激活了简恐怖而又变态的快感的“高潮点”，所以，与其说简将生命全部寄托在这片山林之中，不如说是全部浓缩在了密室和软禁其中的三个僵尸身上。她试图用现代的医术让这些男人洗去罪恶的同时也失去思想和人类的行为，成为警醒男人的“标本”。可悲的是简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更大的罪恶，她一直认为这是拯救，是崇高，是真理。而这种真理或者崇高最后物化成了“密室”这个实在的“幻象”，使她明明知道是个幻象，可依然我行我素，直到密室中一个男人的意外死亡（他的死是小说的一个谜），打破了这种幻象的平衡，使她最终也失去了一切。

 

简是个悲剧，这个悲剧产生于她对“崇高”或者“真理”行为的“误认”，而当她的所谓“真相”被公之于众的时候，社会对她的“误认”更是个悲剧。但是“误认”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它至少给了我们接近“真理”创造了一个前提。我很欣赏齐泽克（西方新近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关于“误认”的分析：“我们必须把某些错觉当成我们历史行为的一个条件加以接受，同时把一个角色假定为历史过程的行为者。”如果没有“误认”，简的行为和结果将是另外一个面目，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对行为与目标的反省的前提条件。从历史和人类发展的角度说，我们需要这种误认，没有它，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所尊崇或者鄙视的目标的任重而道远。

 

小说中有一句为简盖棺定论的话说：“ 简女士并不是魔鬼，只是个病人，而且在病人之中没人比简更优秀了。”这使我想起弗洛伊德的一句带有明显男子沙文主义的名言：女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是永恒麻烦的源泉，但她们依然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一种类中最好的事物：没有她们，情形会更糟。弗氏的话尽管武断，但总算剩余了一些男人的“良心”。“不会再有诺亚方舟了，我还在环行山等你们……”，我相信简的临终之言是“一语成谶”，所以当我们人类的某个将来必须借助“诺亚方舟”拯救的时候，我希望掌舵的是一个女人。

 

  （已摘发《南方都市报》2006年5月22日全文发《文学报》2006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