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蔷薇》（前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著
这本书也许是我读过的最早的文学与心灵的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翻译者是李时。书的版权页上标着“内部发行”的字样，是我高中时购自北京西单的一家早已消失的书店。那个时候国外的文学名著刚刚重新进入国内，我像一个天生的文学饿鬼，如饥似渴地阅读，常常感觉消化不良。而这本书的出现，就像是一剂酵母，使我那些生吞活剥的精神营养得以吸收。
书的副题是“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它记录了作家的创作经验，尤以深情质朴的爱意表达了文学与人类以及大千世界的关联。在巴乌斯托夫斯基看来，文学的产生如同“金蔷薇”的制作过程一样，漫长而且寂寞。作者借助衰老、贫穷的清洁工对少女苏珊娜的爱的故事，比喻作家对文学的虔诚，“恰如这个老清洁工的金蔷薇是为了预祝苏珊娜幸福而做的一样，我们的作品是为了预祝大地的美丽，为幸福、欢乐、自由而战斗的号召，人类心胸的开阔以及理智的力量战胜黑暗，如同永世不设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书中写道：“创作过程和自然界的春天相似。虽然阳光的温暖是不变的，但它能消融残雪，使空气、泥土和树木温暖。大地上充满了喧嚣声、汩汩声、水滴和雪水的潺潺声……”
这本外表简陋内容美妙的书，注定了我一生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加深了我对俄罗斯文学的偏爱，坚定了我对文学的幻想、执著和无悔，即使它最终让我一无所获，如同那个衰老、贫穷而又让世人无法理解的清洁工。
90年代《金蔷薇》有了新的译本，名字改为《金玫瑰》，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戴骢译。或许是对原来书名的留恋，改成“玫瑰”后我心理上总是不大接受，虽然两者同属于蔷薇科，但“玫瑰”一词在视觉和想象上显得过于华丽和浪漫，似乎与原著者的寓意不大吻合。当然，新译本增加了一些原来被删除的部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2、《小说面面观》（英国）福斯特 著，花城出版社1981年出版
这本书与《金蔷薇》有相同命运，也标有“内部发行”的字样，不同的是它连翻译者的名字都没有。
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看过的关于小说的最有价值的一本书。可惜一直以来国内更多关注的是书中有关“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讨论，而忽略了最重要部分，即“预言”。福斯特写道：“预言小说家的话题大而无垠，包容宇宙或一切放之四海皆准之事，但是他并不一定要‘说’出来；他意欲高歌，但是其歌声在小说殿堂中出现总给我们一种格格不入的惊愕之感。”他列举了《亚当·贝德》、《卡拉玛卓夫兄弟》、《呼啸山庄》和《恋爱中的女人》等众多小说，指出预言其实就是一种“声调”，它可以暗示任何与人情世故有关的“信仰”，或者仅是一种人们对某种力量所表现的热切的“爱憎之情”。它仿佛是用文字唱出的歌声，无形无息，却又无时无处不在，它超越经验甚至作品本身之上，潜伏在我们心灵之内的预定区域，只有伟大的叙述和阅读才能唤醒它的来临。这就是一种“延展”，“延展到预言的起步之点，延展到我们人类全体伫立的湖边。”它让我们合上书后，也能有一种“满目疮痍”的激荡、悲悯和人性的通体透明。
《小说面面观》给了我一双挑剔而又谦虚的文学之眼，使我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常常寻找、分辨和倾听这样一种歌声。
后来我知道，这个没有翻译署名的版本好象是台湾的译本，翻译者是苏秉文。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美学经典三种》采用了方土人的译本，但是这个译本在关键词和语句的翻译上感觉不如前者富有想像力，抑或是参考了前者，有特意与前者划清界限之虑？
3、《卡拉玛卓夫兄弟》（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小说，集中了作家一生“全部最珍贵的思想”（见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也正是这部小说耗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精力，使他不到60岁的时候便走完了人生之路。
与他另一部小说《罪与罚》类似，小说也起因于一桩谋杀案，不同的是死者是父亲，因此有人说这是“轼父神话”的文学样本。但是我以为，小说更多的是发掘人类心中的善与恶的成分以及所面对的困境。正如书中人物米卡所说：“上帝和恶魔为统治权而斗争着，战场是人的内心。” 米卡被控谋杀亲父，而实际上他只在精神上希望父亲死而非实际上杀了父亲。当他在法院的椅子上睡了一觉，并且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广袤寒冷的俄罗斯大地上，一群饥饿的村妇怀抱着哭泣的婴儿。他天真甚至愚蠢地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那些穷苦的母亲会站在这儿？为什么娃娃要哭？为什么他们不互相拥抱亲吻？为什么他们不快快乐乐地歌唱？当他满目泪水地醒来时，发现自己头下被人放了一个枕头，他像孩童一样欢欣而又充满了感激，并决定在认罪书上签字。一个梦、一个枕头竟然能如此激荡和感化一个人，使其有一种再生之感。这就是福斯特所崇尚的“预言性”，它生于世俗众生又超越世俗众生。正如一位圣哲的所说：“上帝存在于灵魂之中而灵魂也存在与上帝之中。”一部真正伟大的小说，两者不可或缺。
《卡拉玛卓夫兄弟》让我知道了作家写作应该达到的境界和高度。也让我曾经的作家梦得以休眠。有了这样一座文学和思想的高山，如果我们无法超越它，那我们还需要写作干什么？那些今天依然以写作为生的人，面对他应该永远感到谦卑或羞愧。
《卡拉玛卓夫兄弟》的翻译版本很多，估计不下10种，但多数是早期译本的改写甚至抄译，不足为信。我读的是最早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耿济之译。而由荣如德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译本，应该也是权威的版本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