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我成了回乡青年。玉米地里抡过锄，当阳峪村烧白干，化肥厂内装卸车，深山修渠扛石块。一九七四年十月，村革委会主任找我谈话，“回乡二年来，你无论是政治思想改造，还是农村锻炼都很好。村革委会研究决定，让你去村小学干民干教师。我不作声。”村主任鼓励我，“你去吧，村革委会相信你会做好教育工作的。就这样，我当上了小学民办教师。”

当我进入西门小学时，心里凉了半截：学校四周无围墙，教室通风望天窗；黑板凸凹难写字，学生趴在石板上；这就是当时学校的条件。当我正专心致志地在台上讲课，忽听台下“扑通”一声，“课桌”塌了。砖块、水泥板碰伤学生手脚，是难免的。我们三天两头和泥用碎砖垒“课桌”是常有的事。

那个时候，我白天上课，处理学生间的问题，晚上办公备课批改作业，一般是一个半小时。有一段时间晚上没有电，学校给每位教师发了一盏“美孚灯”。晚上办公时，填上灯油，点着后，发出灰暗的灯光，使人精神压抑。就是这样，我仍是一腔热血投身其中，不知疲倦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一九八零年，我到了王官庄中学，教学条件稍微有了改善，但是学生并未完全脱离使用水泥板课桌的局面。

我是一名民办教师，但实际上和打工人没什么区别。当时我和爱人都是民办教师，教学工作得搞好，同时家活、地活也不能耽搁，只好早晨早起、放学后回家，到地里干会儿活。就算晚上加班浇地，第二天早自习也必须站在课堂上。星期天、节假日人家休息，我们得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为了第二天上好课，晚上又必须熬夜备课。

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是初三毕业班班主任，还另外教一个班语文课、初二全年级的历史课，工作量是相当的大。我心里常常鼓励自己：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方。我们这一代人文化底子确实太薄了，虽说是高中毕业，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小学文化程度。谁都知道，小学五年级未上完，就开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折腾了几年，高中该毕业了，也不考试，就领了毕业证。

一九七四年十月，刚任教时我先后教过小学数学、语文、常识课，不觉得有太大压力。是李老师教我怎么备课，张老师教我如何管理班级，如何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七六年学校有了初中，学校领导让我教理化课，天哪！太高深了。“高中”毕业时，只记得二氧化碳，简单的电路图，复杂一点的就看不懂。怎么办？学么！找牛老师学物理，找薛老师学化学，四处拜师、同行切磋、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中练，我想没有攻不破的城池。就这样送走了两三届初中毕业生。

古代有诸子百家，而现在我是“杂家”。我是年轻人，接受事物快，又是民办教师，就需要做好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出现在那里，因此我们从来不挑选工作岗位。在八一年之前任课比较杂，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政治、体育、音乐等科目，之后任语文、历史，干一行不仅能胜任，而且还能干好。

一九八一年春节后，领导让我担任初中语文课。说实在话，我不是科班出身，语文功底很差，要想教好，压力是很大的。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困难是压不住有志之人的，听同科老师的课，请领导和同事听自己的课。我硬是凭借坚强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挑起了大梁，将语文定为自己的教学专业。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一九八五年我和赵老师、薛老师等人参加了自学考试。当时自学考试是全国公认的没有围墙的大学，进门容易出门难，考试非常严格。真是家事、学事、进修事，事事兼顾。白天上课，批改作业，挤出时间备课；晚上自学考试科目。每周六日坐火车去焦作教育学院上辅导课，每逢四月、十月有几天的考前辅导。

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郭校长给我们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和时间上的保障，同时也要感谢给我们提供方便的所有同行。几年下来我终于完成学业，拿到了大学毕业证，达到了初中教师的合格学历。

我的青春、我一辈子的热血，都撒在教育这片沃土上。每当夜深人静时，民师生活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其中的酸甜苦辣永远都会刺激我那敏感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