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北京文学》开始与北京部分作家发起和倡导的“新体验小说”联展至今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北京文学》推出了《半日跟踪》、《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大虾米直腰》、《在小酒馆里》、《预约死亡》、《枯坐街头》、《家道》、《“祥子”的后人》、《操作体验》，《缅甸玉》、《九月感应》和《预约财富》等一批内容广泛，风格多样的中短篇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讨论。“新体验小说”已经成为一九九四年国内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但是，这些有关“新体验小说”的讨论往往过多地集中在对具体作品的一般性阐释或对这一文学活动本身的新闻性宣传上，而极少在理论上对这个文学概念的提出和实践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在“新体验小说”发起一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其进行回顾和总结，甚至重新认识和审视。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大凡小说思潮或流派的命名，都是理论家对某一时期的某一创作现象进行研究综合之后得出的。而“新体验小说”可能是个例外。它是由十余位风格迥异的成名作家与文学杂志的编辑共同研究商讨命名之后发起的一次“行动”或“实验”。“新体验小说”虽然“名称先行”，但发起者在概念上却没有对其进行十分完善的界定，这就为作家的具体操作提供了广阔的发挥和想象的可能性。但是，由此也可能召至一些旧的乃至貌似的“新体验小说”的出现，因此，进一步完善“新体验小说”的理论建构，清理作家自身的创作思路，对“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紧迫的意义。
“新体验小说”初始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小说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拜金主义浪潮的冲击和诱惑，使他们中的很多执着者不得不退回到书斋走进历史，陷入一种纯技术的操作状态，他们逃避现实，远离时代，用幻想和瞑思寻找个人心灵的“避难所”，成为所谓“游离者”或“局外人”。而现实的发展和变化却无情地超出了他们的虚构和想象，每天发生或涌现的新事件，新人物令人应接不暇，以往被大多数人所遵循的社会价值，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实呈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景观。
面对这种陌生化了的现实，似乎万能的写作技巧也引了起人们的怀疑。许多作家在思索甚至在反省自己的写作，一些“先锋作家”也在谈论文学与现实,创作与时代，作家与社会的诸种问题。批评家更在抱怨，社会已经进入了九十年代中期，而我们的小说却依然徘徊和迷醉在八十年代的旋涡里，“对现实无动于衷”。
世界已经步入一个多元的充满疑问的时代，二十世纪正在终结，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面对这个巨大的转折，面对政治家，商人和各种明星主宰的社会的竞技场，作家作为人类精神的见证人，应该承担起他的历史责任，夺回自己的“权力话语”。因此，寻找和选择一个更适合今日现实的叙事形式，是作家勇敢地正视现实，自觉地认识和改造社会，把握自身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体验小说”的产生，不仅仅是创作方式的某种变革，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作家对当代历史的新的卷入。
从世界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新体验小说”的产生并不偶然，美国二十年代的所谓“探索社会真相”小说，以及六十年代的“非虚构小说”，还有当代德国以瓦尔拉夫为首的“纪实小说”等等。这类小说的产生引起了小说叙事形式的一场革命，吸引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出现了诸如《冷血》（卡波特），《夜晚的大军》（梅勒），《电冷却器酸性试验》（托马斯沃尔夫），《在底层》（瓦尔拉夫）等至今令人称道的作品。
“新体验小说”正是在吸收和借鉴这些作品的基础上，根据国内现阶段社会各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以及作家面对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创作冲动而举起的一面文学实验的旗帜。
美国非虚构小说家卡波蒂
“新体验小说”的艺术表征
现在为“新体验小说”定义也许为时过早，但笔者试图粗略地进行一次概括，以供人们讨论。我以为，所谓“新体验小说”是作家经过对现实社会的某一个层面的亲身体验和主观介入，所创作的事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小说作品。一般认为，“新体验小说”应具备三个主要特征，这也是发起者基本认同的规则，即：现实性，亲历性和主观性。现实性似乎用现时性更为确切，因为它严格限定了作品题材的时间范围，即：所写应该为现在时态所发生的事物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体验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的血缘关系。现实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它表明了作家对传统的“虚构模式”（它包括传奇、寓言和神话等）的怀疑，因为现实已远非我们以往所概括的现实，每天发生的新的事物比许多精心的艺术虚构更离奇动人。其次，现实性还反映了作家对传统的“经验模式”（它包括历史、传记、纪实和新闻报道等）的关注甚至偏倚，因为我们知道现实经验是作家进行创作的最直接最及时的源泉，它往往比某些杜撰的人物和情节更生动有力。但是，这并不说明“新体验小说”放弃了小说所必须的基本因素（如：虚构与想象），而成为纯粹经验化的记录（如：新闻与报告）。所以，“新体验小说”其实就是以现实性为依据，试图发现以上两种对立叙事模式之间的最佳接触点。新体验小说的重要作家毕淑敏曾经用“炼蜜为丸”作比喻形象地谈她创作《预约死亡》的过程。她说：“在付出了和一个报告文 学家不敢说超过起码可以说相仿的劳动之后我用它们做了一篇小说。我在书案前重听濒危者的叹息，不是为了写出那个老人操劳的一生，只是为了让自己进入一种氛围。故事是经过提炼的，氛围绝对真实。我把许多真实的故事砸烂，像捣药的兔子一样，操作不停。我最后制出一颗药丸，它和所有的草药茎叶都不相同，但毫无疑义，它是它们的儿子。”笔者以为这里有两点非常重要。
一、新体验作家对现实的自觉而富有成效的考察和体验，超出了一般小说家的创作定式；二、新体验作家消解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对单个主角命运线索的关注，而侧重于层面化人物群体的现存状态的整体的把握。亲历性是陈建功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亲历是“新体验小说”的主要动作线索，也就是说，叙事者将和被描述者一起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叙事者的亲历线索，动作线索将是小说的重要线索。这个设想，陈建功在其一年多以前创作的极富有“新体验”意味的小说《前科》中已经有过比较完美的实践。他在提出“亲历”这个概念的同时，更强调了它的动作性，这就使“新体验小说”的叙事主体超越了事件“旁观者”的被动角色，而成为真正的“参与者”。即古人所谓“设身处地”，“以身体之”，使作家在书房里的文字操作同他们自身的社会行动发生联系。因此，所谓亲历性实际上是要求作家搁置仪式和瞑想，抛开偏见与僻好，重新回归到艺术作品产生的本源－－－现实生活，从而获得新鲜的直觉和灵感，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通过触摸和“显现大地”，认识和“重建世界”，展示人类社会物质世界与精神历史之间的张力。
亲历性强调了作品中叙事者的亲历线索，但并非一味要求作品叙述聚焦的单一化。从已发表的大部分“新体验小说”来看，比如：陈建功的《半日跟踪》，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及刘庆邦的《家道》等，作品的叙述聚焦方式基本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实施的，就是说“我”即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由此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新体验小说”的叙述聚焦只有第一人称的一种机制。这其实是对亲历性的非常狭隘的理解。“新体验小说”在人称叙述机制上的开放性，无疑会丰富亲历性的艺术与真实效果。例如，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刘恒的《九月感应》，还有毕淑敏的《预约财富》等在叙述聚焦与人称机制的选择和变化上都有自己独特的探索。在《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中，作者将自己分化成两个人物，我和他（另一个许谋清），就是说小说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聚焦方式同时进行叙事，作者“我”作为事件的叙述者和亲历者，同时又被另一我所叙述和亲历，两个“我”互相对话，甚至彼此考问，由此引发了关于“金钱”的意义的争论以及中国人摆脱贫困时间表的论证，这场争论与论证即是发自作家本人内心的矛盾，也是针对当下文人所处的消费社会的整体的尴尬。正如作者所说：“我的‘新体验小说’重点写我，面对客体把我立体化，也就是解剖面对客体的我，把我的体验毫不掩饰地告诉读者。”
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
刘恒的《哀伤的自行车》和毕淑敏的《预约财富》则分别采用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机制，虽然表面上背离了“我”作为亲历者和叙述者合一的人称叙事机制，但却同样产生了所谓“亲历”的效果。尤其在《哀伤的自行车》中，“你”作为小说的唯一叙述聚焦，结构着故事的发展与完成，但是认真的读者会发现“我”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叙述主体时时隐含在叙述之中，以与主人公“你”“对话”的形式对主人公的悲剧故事进行着共时的无距离的感知和描述，所以，无论采用何种人称叙述机制，都不会减弱所谓“亲历感”，关键是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作家的叙述声音，而这里所说的“叙述声音”恰恰强化了“新体验小说” 生成过程中作家对所述对象（人物及事件）的经验亲证和可靠性的“卷入”。
如果说亲历性是强调作家外部的亲身经历,那么主观性则更多地体现了作家内在的主观感受和介入。它代表了作家的叙事态度和价值轴心。不知从什么时侯起，中国的小说家们开始羞于谈“介入”这个词，似乎一谈介入就有所谓政治传声，道德说教的非艺术化嫌疑。表现在叙述层面上就是审美态度的客观化，比如“新写实小说”的叙述模式，它所追求的回归生活的本真状态的理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的，它在某种意义上抛开了曾经笼罩在中国作家视野里的漂亮但却虚假的光环，这一点与“新体验小说”的观点非常接近，但是它的所谓“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和淡化作家的价值立场的叙事原则不可能不消解作家作为叙述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由此，对沉闷的琐碎的庸常的生活的无奈，默认，甚至宽容成为小说的主调，作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个性和对社会理应具有的正义感。不少作品成了一面冷冰冰高质感高真度的镜子。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
有关“介入”一词的争论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莫衷一是，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认为：“对世界提出质问，只能通过形式来进行，而不能通过某一含义不明的社会和政治趣闻。”
萨特与波伏瓦一起庆祝萨特74岁生日
萨特曾是所谓政治介入的鼓吹者，但是后来他对此进行了修正，他认为：“文学必须通过今天一个人的整体而介入。”关于“整体”，他举例说道：“我们都可能死于原子战争这一事实。这不等于说作家必须谈论原子战争；这是说，当一个人害怕自己象耗子一样死去的时侯，如果他满足于写关于鸟的诗，他就不可能是完全真诚的。”萨特的介入说更多的是基于本世纪中期的特殊环境（比如战争对人类的威胁）来谈的，但是他的“整体介入”说对我们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他说：“文学的介入，就是承担全部世界，承担整体。”也就是“显现，论证，揭示事实真相，把神话和偶像统统溶解于批判的酸性溶液中。”据笔者看来，所谓承担整体，其实就是作家对人类和社会的本质的把握和认识。
“新体验小说”正是汲取了前人的经验与不足，重新提出和强调了作家与文学对社会和历史的价值承诺和创造精神。表面看来，这是文学史上古老得几乎被人遗忘的话题，但是面临当下这种前所未有的所谓“多元的价值变动的时代”，它无疑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和崭新的活力，即：作家作为叙述主体以自主的积极能动的创作意识和情感，对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状态进行深刻的观察和反思，为人类的生活表述出历史时刻的真理，并提供某种世界进程的预知性的感受。这或许才是“新体验小说”发起者和“新体验小说”本身所追求的终极标志。
自从“新体验小说”出世以后，国内许多文学杂志也纷纷树起了各自的旗号，比如：新状态小说、新都市小说、新市民小说以及新闻小说等等，形成了南北呼应、门派林立的热闹的创作格局。由此也引发了许多专家的忧虑。笔者认为，“新体验小说”发起和倡导的真正意义绝不是在于建立或提出某种标新立异的主义或口号，而在于唤起作家对社会的良知，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注以及对历史的积极的创造精神。这个意义我们可以从已发表的一些“新体验小说”佳作中初见端倪。也许若干年后，“新体验小说”这个名称会渐渐消失，但是它所倡导的正视现实的叙事精神将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此文首发《北京文学》1994年第八期，后被《小说月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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