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不同，主要问题也不同。天下的大气候，自然就要左右王朝的小气候。权臣篡位，得先有权臣。但是，如果当权臣都没有了，又怎么可能有权臣篡位呢？这是一个社会基础的变化。宋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中原和草原的争锋较量，内部问题被外部问题掩盖了。所以，内部斗争就只能让位于外部斗争了。这是一个外部时势的变化。所以，宋以后，基本就没有权臣权臣篡位了。

01.权臣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第一个堪为权臣的，当属秦末的赵高。赵高离篡位仅有一步之遥，只要再狠一点儿，篡位就没啥大问题。

赵高能够成为权臣，主要是制度设计的问题。秦汉之时的丞相，权力极大，是政府领袖。而皇帝呢？只是国家领袖。丞相府的十三曹，就能甩开朝堂九卿单干。皇帝的秘书班子，也就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这些个设置，联络宫廷与朝堂的御史中丞还是御史大夫的副手。尚书算是能够染指政务的，但还要从属于九卿中的少府。所以，只要丞相想搞事情，皇帝根本就拦不住。赵高只要能当上丞相，那其他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不仅丞相府的设置足够他专权，而且还能统领百官、辖制九卿，所以搞出个指鹿为马也就不稀奇了。

汉承秦制，但汉武帝做了改革，极大地加重了内朝的权力、削弱了外朝的权力，特别是丞相的权力。内朝有了侍中、大将军、大司马这些设置。所以，汉武帝之后就从制度上防止了丞相做大、成为权臣。但是，内朝也能出权臣啊。到了西汉末年，权臣王莽就篡位了。王莽当时的职位是什么？是大司马。本属内朝的官员，在做大后也成了外朝。这个趋势，皇帝也改变不了。

东汉末年的权臣，主要是外戚和宦官，比如大将军何进和宦官集团十常侍。为什么是这些人？因为皇帝更相信他们，而不相信朝堂上的豪族士大夫们。

唐朝推行群相制，一般是2到4个宰相，这就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但唐朝却没能防止宦官专权。所以，皇帝防止来、防止去，却怎么也防不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02.豪族士大夫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豪族士大夫是一股持续千年的势力。皇帝要争取权力，看似是在跟丞相抢、跟朝堂夺，但实际上就是在跟这些人斗。

这伙人是在汉武帝之后逐渐形成的，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基础。汉武帝之前，主要是功勋集团。但这伙人老了、死了，也就没了。而豪族和士族却不是一代人或两代人的问题。

皇帝要治理国家，但是依靠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所以，就必须设置百官。宋以前的文武百官，跟平民没啥关系，主要就是豪族士大夫。因为当官起码得认字，而读书识字在当时都是稀缺技能。印刷术出现和成熟以前，穷人和平民根本就别想读书。所以，豪族士大夫这伙人，皇帝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

但是，豪族士大夫根本就不好使。为什么不好使？因为这伙人的力量太强。袁绍一家四世三公，这一家都是堪当宰辅的人才吗？根本就不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老袁家实力太强，门生故吏遍天下，领军人物就必须当宰辅。这种事连皇帝也决定不了。豪族在起初是地方豪侠，但后来就不以武犯禁了，而是以文干政，从地方势力晋升为庙堂势力。

所以，你别指望这伙人能对皇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当面顶撞皇帝都是家常便饭。

晋武帝司马炎向群臣提问：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大臣刘毅上来就开怼：我看你跟汉桓帝、汉灵帝差不多。晋武帝当然不开心，本来让你们拍马屁，结果你们直接开骂。于是，据理力争：我平定东吴、我统一天下，汉桓帝和汉灵帝怎么能跟我比。刘毅也不示弱：汉桓帝和汉灵帝卖官赚了钱、还知道放到国库里，您卖官赚了钱都装自己腰包了，所以您还不如汉桓帝、汉灵帝。

刘毅要放到清朝皇帝哪里，早被砍脑袋了。但是，在晋朝却无所谓，司马炎打哈哈、给自己找台阶：桓帝和灵帝的朝堂上可没你这种忠臣，说明我还是比他们强。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

这事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皇帝真缺钱；一个是皇帝拿朝臣们真没辙。这伙人根本就不怕皇帝。那怎么办？

于是，皇帝和豪族这两股势均力敌的势力就只能搞斗争了。斗争的结果，就一定会斗争出权臣来。皇帝为了压制豪族士大夫，就拼命重用宦官和外戚。比如亡西汉的王莽，乱东汉的何进与十常侍，要么是外戚、要么是宦官。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就完全是宦官来主导朝堂。而豪族士大夫们也不会闲着，也一定会推出自己的领袖人物。曹魏的司马氏、东晋的当轴士族。唐朝就更彪悍了，不仅斗出了李林甫和杨国忠这样的理财官僚，而且还斗出了安禄山等将军集团。

03.宋以后为什么很难出现权臣了

三个原因，一是印刷术的成熟和普及，平民能够产生士大夫，而且平民士大夫能够取代豪族士大夫；二是豪族被消灭，安史之乱杀掉一波、黄巢起义杀掉一波、朱温建梁扫荡了残余；三是科举制的规范和成熟，皇帝可以在豪族和权贵之外建立自己的职业官僚队伍。

所以，宋以后的文武百官，主要是通过科举晋身的平民士大夫。这伙人的命运就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于是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可以建立了。

同时，制度的演化，也在向着更倾向于皇帝的方向发展。

秦汉的丞相，跟隋唐的宰相，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秦汉之时，开府丞相的权力极大，丞相不仅敢当面顶撞皇帝，而且自己写个批示，就能把皇帝的宠臣给干掉。

秦朝丞相李斯，如果能狠下心来，那他完全可以越过秦二世，直接把赵高拉出宫来、然后砍掉脑袋。

西汉丞相申屠嘉，就是因为宠臣邓通没行礼，然后就让人拿着自己的手令把邓通传到丞相府。要不是文帝派人来得及时，申屠嘉肯定就把邓通给宰了。

唐朝的宰相要杀人，就得先当宠臣、再当权臣，然后也不能想杀谁就杀谁，而是得有李林甫和杨国忠那样的修为。

宋以后，就完全不行了，因为制度设计上就不允许。即便是身居宰辅高位、即便还是皇帝的宠臣，也远不如秦汉隋唐之时。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兵权和政权基本上就彻底分离了。权臣的权力再大也没法染指兵权，没有兵权也就没法篡位了。唐朝的宦官之所以专权朝堂，是因为宦官们掌握着王朝最强的神策军，而且还在各地藩镇安插了监军使。中央和地方的军队，宦官们全能染指。但是，明朝的太监能染指军队吗？完全不可能，所以魏忠贤即便权压朝堂，也不及崇祯的一道圣旨。

以上这些的底层逻辑就是社会基础的变化，豪族社会逐渐被平民社会所取代，所以皇帝能够有一批听话的代理官僚，权臣也就难以出现了。

04.还有一个大格局的转变，天下矛盾日益突出

王朝的权力核心，是皇权和相权的你争我夺。但天下的权力逐鹿，则是中原和草原的你死我活。

秦朝亡于农民起义和六国复辟，西汉亡于外戚王莽，东汉亡于黄巾起义和地方割据，隋朝亡于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唐朝亡于藩镇和宦官。这都是内部问题。

宋朝呢？北宋亡于女真人的入侵，于是北宋变南宋，南宋被蒙古的大元所消灭。明朝亡于农民起义，但之后就是满清入关，南明就是满清给灭的。这都是外部问题。

外部问题就是天下矛盾日益突出，也就是中原和草原的较量。传统国家就三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朝堂，皇权和相权之争；一个是内政，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一个就是边地，也就是与草原的问题。到了宋以后，前面的两个问题虽然仍旧重要，但第三个问题却最重要。因为中原和草原的较量已经白热化，成为主要矛盾。

要么中原想出办法，不仅打服草原而且统治草原；要么就是草原想出办法，不仅攻入中原而且建立统治。否则，这两股势力在宋以后就不会消停。

三国乱世就是自顾自地搞中原战争，而且顺带手：曹操还能把北方蛮夷给收拾了、孙权和诸葛亮也能把南方蛮夷给收拾了。南北朝的北齐和北周，可以一边中原逐鹿、一边花钱买太平，草原的柔然还能消停地在北方呆着。但是，唐末五代十国乱世，契丹人就一定要进来，即便无法入主中原也要宰割幽云十六州。

这个外部形势的变化，也就阻止了权臣的产生，以及权臣篡位的可能。外部势力总是虎视眈眈，内部矛盾也就只能一直被压制。所以，即便皇权和相权争斗不断、即便庙堂与江湖博弈不止，但任何一方也要先把草原问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05.最后总结

宋以前之所以权臣不断、篡位常常，主要原因是集权的制度设计有漏洞、豪族的社会基础有可能。还有，就是中原王朝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搞斗争。

宋以后之所以权臣难再、篡位鲜有，主要原因是平民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皇帝能够拥有一批本质上更忠诚的代理官僚，同时集权的制度设计不仅逐渐修复了漏洞，而且向着有利于皇帝权力的方向演变。还有，就是中原和草原的这个天下矛盾成为宋以后的主要矛盾，压制了内部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