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一、儒家兴起和衰落周期
- 二、程颐和程颢
- 三、朱熹
- 四、程朱理学和女性改嫁
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 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在清代则成为败笔)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于此同时,理性和人性的平衡点很重要,如果本意是尊重理性、降低过高的欲望,则可以有一定益处,但是过于强调理性,会压制人性的表达,导致这种思想在执行过程中显得过于严苛,甚至到了扼杀人性的地步。
一、儒家兴起和衰落周期
- 战国时期,儒家并未获得重视,因为常年混战、鲜血横流,讲道德的人活不了几集;反而是法家帮助秦国崛起,集中力量进行战争行动、高效的行政管理,相对来说短时间可以提升国力。
- 秦末汉初都以黄老学说为主(比如汉文帝无为而治,甚至汉武帝的巫蛊之祸也是神鬼学说导致)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希望在资源和科技不发达的冷兵器时代集中力量全力北伐,但是这种国家级规模的战争需要动用各种人力物力,统一思想和获得民众的支持非常重要;于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确定为新的国家政策,罢黜百家以后,百姓就不会如之前一样无为散漫,而是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北伐战争(如果不进行战争动员,很多人不一定会支持北伐,所以可以看成是发动战争必要的思想准备,个人不认为是抹杀其他学术思想,因为他们并未消失);其次独尊儒术以后,儒生的规模增加形成客观的政治力量,依靠他们可以完成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后勤补给,对于朝廷的政治平衡来说有利于汉武帝;此后汉朝进入外儒内法时代;
-汉末大乱,儒家再次被抛弃,道教这一有神教获得了百姓的支持,人们需要在乱世中汲取心理安慰,试问人人都不讲道德的乱世,儒家还有多少基本盘。- 隋唐大治,儒家再次兴盛,可见国家稳定和富强时期,儒家思想回应了人们的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唐末五代十国军阀混战,儒家再次隐身。
- 北宋时期,政治稳定,儒家再次兴盛;周敦颐创作了哲学书籍《太极图说》该书表明太极和五行学说是世界运行规律,人和万事万物都是这些规律构成的,圣人在普通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周敦颐的两个弟子程颐和程颢被贬后闲置在家,向师父探讨哲学,并总结出天理说;
- 南宋时期,朱熹对天理说进行推进,提出: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他对《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进行注解,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来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整个宋朝,儒家虽然兴盛,但是程朱理学并未得到认可;
- 元代时期,朝廷规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思想,并成为后来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这才导致程朱理学对崛起;
- 明朝时期,程朱理学继续被官方推广,以便进行思想管制和统一;
- 清代时期,旗民制度取代了程朱理学,但是在基层,程朱理学依然拥有广泛市场;
二、程颐和程颢
- 程颐和程颢是两兄弟,程颢为兄,程颐为弟;北宋时代人士;
- 程颐与程颢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柏拉图曾提出理念论,个人觉得有些蹊跷)
- 程颐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是辩证法的使用,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也就是理依然高于人性;
- 程颐说,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也就是说,认可性善论,之所以变恶是因为后天的条件导致的
- 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个人认为,格物僵化执行就是盯着事物,然后穷理顿悟,其实很难有成效;)
三、朱熹
- 福建人士,南宋官员;
- 朱熹说,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天理指代: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也就是说二程抽象的天理说,被朱熹改造成现实中的礼仪、规范;
-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这表示朱熹是体制内的建制派,能够统领全局将学说进行完善;而且因为其本人的学徒众多,影响力颇大;
- 格物致知与内省修身:格物的过程不仅是理性认知,也是道德实践,要一起进行;
- 三纲五常:朱熹特别重视家庭伦理,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家庭和睦是实现社会秩序的前提
- 社会伦理: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求个人在忠于职守的同时推己及人,善待他人
- 国家治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只有内心完善才能处理好家庭和国家责任,人门遵守伦理,那么社会将变的有秩序;
- 实践方案:白鹿洞书院规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学生要注重道德修养,以服务社会和国家为目标;(可以发现,朱熹的理论很大一部分是对读书人的规劝,而不是针对普通人)
- 朱熹以后,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增强了儒学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 存天理,灭人欲:1、提出背景:南宋偏安一隅,不思进取,文官专制,士大夫往往沉迷声色犬马之中(还开发出扬州瘦马等古代名媛体系)军事无能但娼妓却异常发达,很多百姓宁愿生女孩,这样可以送去做丫鬟和奴婢,有条件的从小培养才艺,以便作为名媛出入上流社会;朱熹作为官员和政治家当然清楚社会面貌,基于此提出限制人的欲望的观点;2、其实灭人欲、劝人向善,主要目标是达官贵人,他们限制了资源的浪费,那么底层自然能分配足够的生存资源;3、灭人欲并不是清零,而是限制不合理、失控的欲望;4、朱熹认为天理高于人欲,而降低欲望又是大势所趋,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一整套逻辑下来,在当时很难反驳,于是被其他人当成异端学说,并非主流。
四、程朱理学和女性改嫁
- 汉代女子改嫁,女性可以封侯,能自主离婚,寡妇再嫁也不难;卫青娶的平阳公主就是二婚;法律没有规定、没有禁止女性改嫁
- 唐代女子改嫁,宁国公主三次嫁人,很多驸马因为卷入政治斗争被杀,公主后面会陆续改嫁(政治联姻);法律没有规定、没有禁止女性改嫁,但是如果有孩子、遗产,如何处理家族事务,会影响女性改嫁的意愿;
- 宋代女子嫁,十分普遍,宰相王安石亲自帮儿媳妇改嫁,范仲淹母亲改嫁,并且范仲淹对母亲和继父十分孝顺;甚至宋仁宗的光献皇后也曾经改嫁过(因为男子逃婚,是伪二婚)
- 元代,1、蒙古人有抢婚制,因为女性匮乏,抢夺女性给自己家族生育;还有收继婚制度,因为蒙古草原交通不便、空旷,而且蒙古包还要随着草场迁移,这样以来女子出嫁以后很少再回到娘家,所以出嫁时要收一笔比较高的彩礼,一次性买断女性的所有权,这样一来付出高额彩礼的一方家族,自然会将女子视为家族财产,一旦丈夫去世,女子需要嫁给其他族人(优先性为:儿子>弟弟)这样既可以保证女性资源的再利用,也可以防止夫家遗产的损失;2、元代汉蒙融合时期,周礼中明确三从四德、从一而终,汉人自然不愿意接受收继婚,可是在融合中,彩礼和禁止改嫁保留下来了,收继制度被禁止了(其实很多人是愿意娶嫂子的,这样家族财产得以保全,合理继承兄弟的遗产)
- 明代,1、继承了程朱理学,对于社会礼教更加重视,鼓励女性不再改嫁(也有一些政策支持),主要是彩礼过高和遗产处理问题(明代彩礼也相互攀比)所以彩礼过高的问题不代表女性权益的提升,反而适得其反,一个家庭愿意花费高额代价为男子成婚,这是明确重视男性的证据,一旦嫁过来以后,势必要成倍报复回来,这又造成了女性婚后权益变低(社会现象涉及千家万户,不可能依靠法律规定能够了结)2、如果女性再嫁,需要得到夫家家族的同意(出资方);明末出现女性再嫁的案例,但这不是出于尊重女性,而是夫家为了博取一笔嫁妆,这样也许可以保本;3、男尊女卑现象出现在所有游牧民族、农耕民族、海盗民族的民族文化中,是由于生产力、战斗力决定(不适应的就被淘汰了,比如魏晋的阴柔风)可是如果过于失衡,会导致男女总体性别比例失衡,出现女婴“意外”死亡,而多余男性无法在战争中消耗,这样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大变革前兆)
- 清代,1、社会文化极其野蛮和迷信,高层制定了旗民制度(种姓制度),中层制定了程朱理学,底层大量封建迷信、鬼神、文盲;2、清代女人一旦嫁为人妇,几乎一辈子都只能侍奉自己的丈夫,如果女子和前夫以外的男人交配会被认为是对亡夫不敬、变的肮脏,这导致女性不愿意再嫁;3、由于普遍封建迷信,社会广泛认为寡妇是不洁之人(因为她有意或者无意克死丈夫)所以这个时候,女性是否改嫁就不是夫家家族说了算,整个街坊邻居都会来质疑、阻止、捣乱、破坏;4、清代制定了奇葩的贞节牌坊,用来表达对寡妇守节的勉励,可以提升一定社会地位(守寡15年,年龄超过40岁)用寡妇守节来推行贞洁教育;5、即便女性因为有钱和资源突破礼教束缚而再嫁,也有各种奇葩习俗,比如抱树休魂、蓬头垢面、轿子去顶、半夜出行、路口静音、钻洞上轿(而在头婚时,则越热闹越好、越风光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