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青橙奖获奖者合影

30年前，随便走进一间中国的小学教室，问其中埋头苦读的孩子，长大以后要做什么？

“做个科学家！”

梦想改变世界的小娃娃眼神透亮，声音也透亮。

但少有人能够真正在成年之后，仍然选择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科研工作本身的孤独、不被理解和默默无闻，打消了很多人的坚持热情。

满地都是六便士的时代，抬头看看月亮成了奢侈的事情。

一年前的9月，阿里巴巴达摩院设立了“达摩院青橙奖”，把奖项颁给了国内9名不满35岁的青年学者。每人除了获得100万人民币的奖金外，还得到了达摩院全方位的研发资源支持。

一年之后，第二届达摩院青橙奖也开始启动了。我们和第一届获奖者聊了聊，在得到一百万奖金前后，他们如何守住心中的月光。

“我们做研究，并不是仅仅为了产生论文，而是为了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杨树森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执着于大数据分析和边云协同智能领域研究。

在我的书桌正上方，挂着四样东西。一张我和女儿的合影，一幅写着“静心”的字，一张“平头哥”蜜獾的照片，还有一张青橙奖的获奖证书。

蜜獾是世界上无所畏惧的动物，聪明，勇猛，擅长以小博大。它也是阿里第一家独立运营芯片公司的名字，有着推动国产自主芯片产业化落地的愿望。

平头哥成立的同一天，我们在云栖大会上接受了第一批青橙奖的颁奖。在那之前，我对青橙奖了解不多，接到得奖信息的时候，我正和老婆孩子吃海底捞。屋里热闹，我跑到角落才听清一些，“说什么？再说一遍。”

确认了得奖的消息之后，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一百万归老婆，荣誉和鼓励归我。

一个明星企业带来的肯定，很快有了连带效应。学生们在选择团队的时候，更愿意跟我做研究了，因为对他们来说，阿里的奖励意味着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同时肯定，他们更愿意为之努力去提高自己。要不然，好不容易考上研了，很多同学会希望过得舒服一点，往往把自己最黄金的三年研究生阶段荒废掉了。

这大半年，我的队伍很快从30人扩充到近50人。我们同时负责着几个重要的项目，一是通过做一套，为航空发动机的制造环节优化流程，降低成本。二是面向国家电网泛在电力物联网战略，提高电力系统能效和安全性，第三是帮助5G技术优化用户体验和智能运维系统。

我的专业是分布式优化，就是我们解决问题不是集中式解决，而是通过很多独立的个体，一起协同的通过互相的交流和通信共同来解决一些问题。在实际应用中，我们能解决所有人都非常关心的隐私问题，让大数据的数据贡献者，放心地去贡献他们的数据。

说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国家电网给一个小区供电，它用电行为的一个统计特征，比如说多少类，有没有什么异常，需要知道它高峰期的用电量、时间。但它不关心个体的信息。

在不暴露个体信息的情况下，又达到统一模型，同时满足这两个需求，就要用到我们的边缘计算。保证第三方能够从用户数据中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只去得到一些统计特征。

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也不那么确定，有时候以为实现了就能产生几倍的效能，结果并不是，通过运算，效能是原来的上百倍。

这就是做研究的快乐，我们做研究，并不是仅仅是为了产生论文的，而是为了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

我从前也会质疑科研的价值和意义。常常觉得自己读了很多年书，好像没什么实际贡献。身边的人都大隐于市，悄悄地改变着世界。

有次在英特尔工作的时候，吃早餐遇到了一个叫AJay的印度人。我们随便聊了聊天，感觉这个大叔还挺可爱。但是人家一介绍，这个哥们原来是发明USB的人。我当时很震撼，人家的发明已经是所有人都在用的了，而我是干嘛的呢。

这种危机感让我选择回国。从2014年开始，我从新闻中、朋友们的交流里，已经频繁感受到国内变化着的氛围。国内同行论文的观点越来越新颖，很多好的想法能够快速落地，我就想着，回国或许可以实现很多技术落地。

果然，在和青橙奖其他获奖者的交流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氛围。他们有着各自的学科视角。另一获奖者张兰同学，本身就是做隐私安全的，我们也讨论了很多细节，给我很多启发。

和那些一辈子贡献在自己领域的学术泰斗比，我还是一个小孩，偶然得了一个奖，只能更加努力。不然，十年之后人家会说，看，当初得奖的那个人，现在碌碌无为。

我家离办公室只有800米，可我就算不出差，一周也只能见上女儿一面。每天我出门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来，我回家的时候，她已经睡了。为了多陪伴女儿，我把和家人见面的时间列进了每天的日程规划表里，专门挤出一些时间和女儿一起吃晚饭。

有时候，回到家里，她们都睡了，能看到妻子留在客厅的一盏灯，一个洗好的苹果。

“我们现代科技用的数学理论，大部分都是上百年前研究出来的”——江文帅

北京大学理学博士，就职于浙江大学。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他在美国西北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我坐高铁有一个习惯，刚上车的时候，我会根据到站时间调好一个手机闹钟，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下车时间。

因为我总在火车上想问题。高铁上做不了其他事情，一思考，时间就过去了。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时常会有。有时候明明跟别人聊着天，我不关心聊天的内容，可还是出于礼貌去回答着问题。

数学研究需要的东西很少。一张纸，一支笔，你随时可以进入自己的世界。我的导师曾经告诫我，做科研一定要沉下心。我因此拒绝了很多得奖之后的采访，比起做采访，我更希望多一点时间做科研。

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开心是难以言表的，我会各种分享，告诉老婆，再去吃顿好的。可是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解决了，后来算出来可能是错的。所以，现在即便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也会反复推算，直到心里慢慢沉静。

我小时候数学考试基本都是满分。中学时参加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的时候，第一次裸考就拿了一个银牌。我没有任何竞赛的准备，只是看着这么多没见过的题目，觉得特别有意思，解得很爽。那时会觉得自己有一些数学天赋，但是读到博士之后，才发现身边的人都非常厉害，我确实很渺小。

如果我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大概就会跟哥哥姐姐一样，在老家做农活，或者去广东打工。可是现在，我每周除了上课，在没有教学任务的时候，就坐在办公室自己的书桌前，看打印出来的论文，在草稿纸上演算。有人来我的办公室讨论，我们就站在办公室二分之一墙面大的黑板前写写画画。

我研究的是微分几何，去探寻极限空间的结构，已经解决了一些公开的猜想。但在平时，我不跟家里人谈工作，因为他们也很难听懂。放松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斗地主和打牌，我不会刻意用什么数学理论，只想很放松地歇歇脑子。

在云栖大会上，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沟通、谈论问题，他们也都认识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最让我开心的是，更多学生加入了我们，愿意从事基础研究，这条路上，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与我们同行。

“我们能够很快看到，未来十年里，这样一些惊世骇俗的研究工作，会越来越多地来自于中国人。”——张伟楠

上海交通大学John Hopcroft中心机器学习方向助理教授，喜欢和学生们扎堆的青年教师，一直致力于探索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并热衷于将技术落地到现实应用中去。

得知获奖消息的时候，我刚刚在交大游泳馆游完泳，湿着头发往外走。中心行政老师打电话来，让我几天后参加云栖大会，出席“青橙奖”的颁奖。

看着西边天空绝美的晚霞，我有点心跳加速的感觉，立马打电话给我老婆说我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要告诉她。当然，我不仅仅因为那一百万元奖金，更为青橙奖这个荣誉和随之开放的数据访问权限和合作机会。这意味着，之后我的研究可以更大程度地投入使用，获得来自海量用户的真实反馈。

这正应了我回国做研究的初衷。我所研究的领域之一，是用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来解决图数据库里的匹配问题。这些研究早就已经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仅就出行而言，可以解答上班族在高峰期打不到车的困惑。

晚上六点，上海火车站。打车到徐家汇要半个小时，但等车的人已经花了5分钟。可能明明眼前好几辆空车咻地开过去，你等的车还在一公里外。“为什么不把离我最近的空车派给我？”每个人都会这么想。

但对于系统来说，这是一个二分图的匹配问题。一张图上是所有共享车的位置，另一张图上是所有需要打车的人。算法需要考虑的事情，不仅仅是此时此刻上海站的情况，还有半小时后徐家汇的情况。从你面前一晃而过的空车，要去接更远处的人，你耐心等待的五分钟，可能给另外一个人节省了10分钟甚至更多的时间。

这是我和国内一家出行企业的一个合作项目，更多的数据，更优的算法，可以帮助更多人今早到达目的地。

没人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尽快看到成果，我也一样。回国之后，我的研究方向能够得到许多企业级别的数据支持，最大程度地发挥研究的作用，为此，我毫不犹豫。

2009年，我在大二暑假加入交大APEX数据与知识管理实验室，主攻搜索引擎，就是当时最火的东西。那时候隔壁房间20多个研究生都在做公司项目，实现系统后台程序的垃圾清理一类非常细致的工作。

当时的我是搞数学和物理出身，善于从实验观测到的现象中总结出物理模型并在新的观测中验证模型，这种思维和机器学习逻辑一致。为了赶上一屋子学计算机编程的同学，我疯狂学习编程。但也有赖于物理思维的优势，我经受住了ACM班淘汰的考验，在编程上走得更远。

10年之前，我们还停留在搜索自己感兴趣内容的阶段；10年之后，我们每个人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内容已经截然不同。互联网会根据每个人的兴趣和浏览习惯进行推送。和阿里妈妈合作之后，我在实验室里研究的问题可以快速商业落地，预测模型可以通过十年级别的数据来建立。

这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它意味着，用户在刷新自己购物页面的一瞬间，系统会根据你使用的APP、手机型号、操作系统等情况，综合之前几天甚至几年的购物记录，实时推荐出可能是你最需要的东西。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模型，现在距离改变大量用户的日常上网体验，只差一小步。

这是得奖带给我的最大的帮助。对我来说，这个奖来得挺重。随之而来的肯定也超出了我的预期。先是学生在实验室群里恭喜我，紧接着学院、学校通报，各种企业合作机会也随之增多，这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可以去选择更加适合做研究的项目，让科技改变更多人的生活。

我在英国带过两个国家的研究生，发现一般英国学生比中国学生难带许多。他们会每周和我约一个40分钟的会议，按时出现，聊完，这周你就别再想见到他们。中国学生则会把自己的座位直接搬到你实验室旁边，哪里有空位就扎在哪里，我们可以随时交流反馈。几个月下来，中国学生能做出很多论文成果，而英国学生进展很小。

国内的情况也印证了我的印象。这些年，中国人在人工智能领域经常有让世界瞩目的成就。比如曾供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何凯明博士提出的深度残差学习框架，大幅降低了训练更深层次神经网络的难度，也使准确率得到显著提升。现在成为整个深度数据行业里面，人人都会用的框架。

很多影响力非常广泛的东西，都是中国人开发出来的。我们能够很快看到，未来十年里，这样一些惊世骇俗的研究工作，会越来越多地来自于中国人。

“世界没有欺骗我，一切都值得。”——张浩

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用实验的手段探索量子世界的新奇物理，逐步解决量子计算在硬件上所面临的科学和工程瓶颈问题。

因为一年前获得青橙奖，我得以和阿里巴巴量子实验室建立起合作关系，希望能够成为校企合作的一个典范。两个月前，我去阿里巴巴达摩院的量子实验室参观。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搭建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在过去这一年引进了美国名校毕业生和企业里的众多专业人才。

我很难确定是哪一刻开始对物理感到痴迷的。或许就是初中二年级抄写高中物理课本的时候，或许是从小学自然课程中看到第一个物理现场开始。

我所在的村子没有高中，在初中的一个暑假，我辗转借到了高中所有的物理课本，被要求尽快归还。这是我人生中为物理而不眠不休的第一周。除了每天必须的睡眠，我都在翻看那套教材，做题，记笔记。

课本上的公式经过了千百年的验证，简洁而完美。它们所构成的世界和我身处的世界如此契合而不同。仿佛世间万物都是可以用物理解释的，而世界好像就在我脚下。

也是在那个时候，年少的我开始思考，我能够为世界留下什么呢？现在大概没有人在意1905年的世界首富是谁，但是1905年，穷困潦倒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三篇论文，百年之后人类社会的整个科技革命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最初的发现。

我因此把物理研究作为一生的职业。高中时由于偏科严重，为了走到最好的物理研究所，我只能走竞赛保送的路。我不是天才，也不够聪明，只能用很笨办法：我当时把能够找到的所有数学的和物理的大赛竞赛题全都做了一遍，演算的草稿纸足够堆满一间小屋子。

后来我被保送到北大、出国读书、回国任教、专心做研究，都成了自然而然的决定。有人会觉得放弃国外的高薪工作让人纠结，可我喜欢学术，物质需求没有那么高。

我想要实现的量子计算，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第四次科技革命，值得我们花几十年甚至一生尝试着去做。我从来也没有奢望过量子计算机最终由我一个人做出来，只是希望我是其中一个重要参与者，然后贡献自己全部的精力。

我的生活十分简单，十年前的衣服到现在也在穿。在外人看起来，我的工作比较枯燥，只是重复摆弄一些笨重的仪器设备。但突破降临的时候，从来就不会提前告知。

那是一个毫无征兆的傍晚，我们用于实验的量子器件放在一个温度能达到零下273.13摄氏度的特殊冰箱中进行测量。那天下午五点，我设置好一个普通的测量后，就回家吃饭了。过去三年，这种测量做过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我的内心早已不抱希望。

两个小时后，看到实验数据，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的，接着，在嘈杂的实验室里，我反复检查了一个晚上。当确认我们真的得到了理论预言的结果时，美妙的世界突然打开了。

作为第一个看到那一系列数据的人，我觉得，世界没有欺骗我，它原来是真的，一切都值得了。这种欣喜反倒胜过接下来发表文章和得青橙奖的开心。接到得奖通知电话的时候，我还在睡觉，为了不吵到家人，我特地去客厅接了电话。我想了一下，100万奖金离北京的房价还是有些距离，就又回去睡觉了。

过去一年来，我的实验室在不紧不慢的搭建，现已初具规模。今年，新招收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也逐步就位，还迎来了一所985大学成绩第一名的学生。

接下来，我希望能同达摩院量子实验室一块儿共同成长，在人类量子事业的路上，贡献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力量。

科学研究的迷人也正在于此，它不会等你准备好一切，再静静等待伟大时刻的来临。而是一遍一遍尝试，一遍一遍失败，你绝望了，平静了，甚至不怎么较劲了。你能做的，就是认真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情，再去做下一次，再试一次。然后，突然某天，那个世界的大门会砰得一下，毫无准备地对你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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