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相关部门公布数据,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对此,铁流先不做评论,我们先看数据。以下是1949年和1981年以来人口出生情况:
1949年: 1275万
......
1981年:2064万
1982年:2230万
1983年:2052万
1984年:2050万
1985年:2196万
1986年:2374万
1987年:2508万
1988年:2445万
1989年:2396万
1990年:2374万
1991年:2250万
1992年:2113万
1993年:2120万
1994年:2098万
1995年:2052万
1996年:2057万
1997年:2028万
1998年:1934万
1999年:1827万
2000年:1765万
2001年:1696万
2002年:1641万
2003年:1594万
2004年:1588万
2005年:1612万
2006年:1581万
2007年:1591万
2008年:1604万
2009年:1587万
2010年:1588万
2011年:1600万
2012年:1635万
2013年:1640万
2014年:1687万
2015年:1655万
2016年:1786万
2017年:1723万
2018年:1523万
2019年:1465万
2020年:1003.5+万(可能会有少量未登记人口)
从中可以看出,在过去几十年里,在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情况下,新生儿数量逐年下滑,2020年的新生儿不足1981年的一半,甚至比1949年出生的人口还要少。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少子化社会。
对此,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城镇化是生育率降低的根源,并且认为未来技术进步,工厂自动化、无人化,不需要那么多人口。甚至还有观点认为我国人口太多了,人口少一些有助于提升生活水平和富裕水平。
铁流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瞎扯淡。
第一,工业化、城镇化降低出生率根本就是伪命题。从历史上看,人口增长与工业化、城镇化并非是负相关,恰恰相反,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工业化、城镇化与生育率是正相关。以最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列强来说,工业化、城镇化是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产生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工业社会的人口和生育率都大幅提升,各国均出现人口爆炸,以德国为例,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德意志各国(奥地利除外)总人口约为3000万,到1900年,德意志第二帝国人口已经增长至5400万,3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80%。就以赶上工业化末班车的中国而言,1949年,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到198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工业化、城镇化并没有带来老龄化和少子化,反而促使中国人口大爆发,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至1980年,我国人口增长至近10亿。因此,把出生率下降,人口负增长归咎于工业化、城镇化,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相符。
第二,人口少了老百姓的日子会更好过也是伪命题。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课本中学习到,我国幅员辽阔,各类资源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非常有限,仿佛只要人变少了,老百姓的日子就会更好过。诚然,也许对于沙特这种资源型国家,或旧中国这种农业国家而言,人口变少了,每个国民可以从卖石油方面收获更多的钱,每个农民可以分到更多的土地,人口变少,老百姓生活会变好。但对于当下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而言,人口变少,只会降低经济活力,进而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先从微观上看,上海人口稠密,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按照所谓的“人口变少,生活水平更好”的理论,为何大学毕业生纷纷往北上广深扎堆,不愿意去西部地广人稀的地区?根源就在于工业社会对资源具有天然的虹吸效应,北上广深杭等大城市就像一个个黑洞,把各种资源吸附到其中,而这些资源中,最关键的就是创造财富的人,这也是为何这些年各个城市都在出台政策抢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规模效应是非常显著的,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劳动力越充沛,经济活力越强,主动削减人口,只会降低经济活力,当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削减到中西部地区一样小,经济活力必然大幅降低,变成第二个东北。东北工业化、城镇化水平都很高,但人口大量外流,这种地方,请问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会去定居么?在工业化社会,人口越少越荒凉,人口越多越繁华。
铁流认为,生存空间是开拓出来的,而不是靠自我阉割,随着技术的进步,土地产出远远不是解放前的接社会可以比的。何况就保障粮食安全而言,厉行节约比人口阉割更为有效,当下,我国每年浪费的3500万吨粮食,足以养活2亿人。而且随着中国军力的辐射,整个东南亚都可以成为我国的粮仓,粮食安全根本不成问题。将来,随着我国海军实力的提升,从海外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会大幅提升,当我国海军10个航母战斗去在全球海洋上游荡的时候,压根不存在任何资源紧张问题。
如果靠人口自我阉割来解决资源瓶颈,只会降低国家的对外开拓能力,甚至反而被外国人“入侵”,因为自我阉割掉的生存空间,很快就会被外来人口挤占,当下,国内一系列“三非”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缩影,如果不对“三非”加以控制,就会演变成为人口上的“腾笼换鸟”。
从全球来看,经济相对富裕国家的均出现本土原生人口负增长,欧美一些国家的生育率完全是靠移民和移民后代大量繁衍来维系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源还是资本家肆无忌惮的剥削。996、007把劳动者从体力到脑力上完全榨干,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恋爱结婚生育抚养。同时,房地产、教育、医疗的过度市场化大幅提升了孩子的教育和医疗成本,使普通老百姓根本住不起、生不起、养不起。由于年轻人已经被榨干了所有时间和精力,造成全国均出现了“老飘”,也就是专门去大城市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孙女的中老年人,“老飘”的大规模出现是一种“剥削转嫁”,就是当年轻人的剩余价值已经被资本剥削殆尽的情况下,资本把养育成本完全转嫁到家庭老人身上。
在1949年至1978年间,我国城镇双职工家庭可以养育3至4个孩子,农村家庭可以养育6至10个孩子,但如今,承重的负担使年轻人进入低欲望时代,连养育一个孩子都感到非常吃力。出现这种反差的根源,说穿了就是资源分配。
当年的国企模式,工人活的像个人,如今95后劳动者被残酷的现实压迫后,自我嘲讽是“社畜”、“韭浪”。当年,照顾家庭都有企业的协助(就近幼儿园、休息的工友帮忙照看);现在的资本模式,弄出来一个无比庞大的“早教/教育产业”,恨不得把你分化成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把人物化,至于抚养与养老,会不停怂恿资本包装后的“抚养产业”、“养老产业”,最终结果就是从生到死,被资本榨的干干的。由于普通老百姓劳动所得过于微薄,而生育和教育成本又过于高昂,这必然使结婚生子成为负投资,年轻人一方面在灯红酒绿下释放欲望,另一方面对于结婚生子负担不起。在普通人996、007的奋斗下,一批“前浪”迅速发家致富,这些“先富阶层”一方面享受着极其奢侈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在媒体和聚光灯下指点江山,发表着“我从来不在乎钱”、“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挣它一个亿”之类的言论,其优越感溢于言表。
资本家和封建地主本质是一丘之貉,地主大规模土地兼并,一方面把农民驱逐出土地成为流民,另一方面使国家失去税源。在国家财政日益窘迫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天灾、外敌入侵、流民起义等事件,使国家根本无力赈灾、抗击外敌、镇压流民,进而导致一个王朝就此崩溃。
当下的“先富”阶层就是明末的东林党,一方面各种方式避税、逃税(注册地到开曼群岛,艺人阴阳合同逃税等等),由于我国主要以间接税为主,纳税的主体其实是工薪阶层,等于是主要赋税压在劳动者身上,和明末士绅免税或极低赋税,农民承担主要赋税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剥削劳动者,使普通劳动者背负巨大生存压力,无力养育下一代。生育率的降低又导致工薪族人数降低,很有可能会形成“资本剥削+富豪避税+老龄化+少子化”的循环。如果无法打破这个循环,一个国家是没有前途和希望,会在老龄化、少子化中逐步凋零,同理,如果无法打破这个循环,一个民族也会在内卷后“安乐死”,最终被更有活力的民族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