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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吧知识

陈刚教授（图片来源：MIT网站）

本文转自赛先生

当地时间1月14日，美国司法部官网消息显示，美国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陈刚因未能向美国能源部披露其在中国的工作和获得的奖励而被起诉和逮捕。

据美国司法部网站披露的信息，美国对电汇欺诈的指控，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3年的监督释放，以及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陈刚被捕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高度关注。MIT校长向全校发表公开信，表示颇为不解并感到不安和震惊。饶毅教授也撰文为陈刚鸣不平。事实上，早在2019年，陈刚就缩短了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他在MIT停薪留职，常规七年一度的学术休假）工作时间，返回麻省理工学院，以防止人们认为他可能向中国同事泄露知识产权或科学知识。

陈刚出生于湖北襄阳市，早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之后进入美国，在MIT工作了20年，是华人学者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的学者。到底这位著名的华人学者有怎样的传奇经历，通过其自述或许可以揭晓答案。本文来自长江出版社《演讲襄阳·游子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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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他从华中工学院（如今的华中科技大学）走出，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时任校长田长霖教授。毕业后辗转杜克、UCLA等几个大学任教，最终被挖到MIT，进而出任MIT机械工程系系主任，并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他率领的研究团队首次打破“黑体辐射定律”，被科学界认为“证实了百年来世界科学家所预言但无法证实的理论”。

当回到故乡襄阳，陈刚是如何亲自讲述自己求学、科研、演讲、感恩和思乡故事的？

演讲 | 陈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前主任）

我出生在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很小的时候，母亲李家玉是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只有父亲陈文朝一个人拿工资，家庭很困难，连买水果的钱都没有。虽然比较艰苦，但比起农村的孩子，还是要好一些。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周末，在城郊金庙小学教书的母亲会带我回城关外婆家，路上有一个新华书店，每次经过这里，我都要吵着让妈妈给我买小人书，如果不买，我就一路吭吭叽叽不高兴。现在感觉小时候不懂事，很感谢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3岁就开始识字，父亲没事的时候用粉笔在木板上、窗框上写上几个字，教我识字。上小学时，我已经能认好几百个字。

我小时候就爱读书，邻居们常常夸我聪明，父母并没有感觉我有什么特别聪慧之处，反而觉得读书入迷的我，像个“憨憨的书呆子”。

除了喜爱读书外，我还爱动脑筋，初中学习物理电学知识后，我买回一些小零件，一个人躲在一边缠线圈、拼装，制作了一台小台扇。

197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母亲要参加中考改卷，我只得跟随父亲到刘集高中过暑假，父亲想到我秋天要上高中，就把一本高一上学期的《三角》教材拿给我看。两个星期后，我居然自学完了这本教材，并做完了书上的练习题。更让父亲高兴的是，一本《三角》练习题，我全部做对了。

1978年秋天我考入襄阳五中。高中期间，大部分课余时间，我都泡在图书馆，周末和过节很少回家。读高二时，学校国庆节放3天假，我到图书馆看了半天书，然后用两天时间做了100道立体几何题。

1980年高考，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但在体检时心脏出现杂音，招生人员准备拒录，是母校襄阳五中老师极力推荐并做了许多工作，我才得以跨进大学校门。

 

现在的大学生都很聪明，很有潜力，要想成就事业，一要把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二要有机会。有的人一辈子抱怨没有机会，关键是机会来了要抓得住，人生的机会一个接一个，每抓住一次机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在大二时开始想考研，那时发现我的英语将拖后腿。因此苦学英语，到大四时我都快把小英文词典记全了。

读研以后，我开始全力投入研究，读了很多文献，也培养了很好的独立研究能力。因此，当1987年硕士毕业时，我的导师把我留下做助教。

1988年，当田长霖教授在华工讲学时，香港王宽试基金会找到田教授，请他在中国大陆招生，基金会出奖学金。当时教研室推荐了两名青年教师面试，我是其中之一。田长霖是著名华裔教授，在加州大学贝克利分校做副校长。他用英文对我进行了近一个小时面试，当场决定收我做他的研究生。我想这之中我熟练的英文，及初步的研究经历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这个社会有很多机会，当你把一件事做好了，抓住了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你就有了一个新的平台，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你继续努力，还会遇到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平台。所以，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多锻炼自己，在各个方面多学多看，尽可能丰富自己，脚下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我1989年进的田长霖教授研究组，在做学生期间，我写了近10篇论文。我的研究是高温超导、非极性光学、量子井、超晶格、当导体激光。这和我在本科及硕士间的学习完全不一样。在写论文的同时，我也学了大量课程。有的是要求的，但大多数是我自己去学，甚至是旁听的。

1993年，我博士毕业。当时美国经济很差，没有太多工作。我在杜克大学拿到一个教职，这是在200多名申请人之中选取的。我想能拿到这个工作，靠的是研究生期间的努力，当然与田长霖教授的大力支持有很大关系。

杜克大学虽然是美国很好的学校，但它的公共设施不是很好。这样，我在两年多后又在别的几所大学面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别喜欢我，给我了一个终身副教授。虽然杜克大学还想留我，破例在3年多就给了我终身头衔，但我还是在1997年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回想起来，我在没有学业毕业，没有很多科研经费的情况下，就提前拿到终身教授，和我科研的方向，和自己坚持独创是很有关系的。

到加州大学一年多，我接到麻省理工大学机械系主任的电话，要求和我一起共进晚餐。我并不认识这位系主任，直觉告诉我，他们对我有意。美国是一个人才市场，你做得好，就有人挖你。2001年，我从加州大学来到了麻省。

到了麻省理工大学，学校真的与别的学校有很大差别。从做学术上，我知道美国好的学校都有高手。因此，虽然作为一名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听上去很了不起，但我总是告诫自己“山外有山”。在科研上，我总是比别人先走一步。从学生时代直到现在，我几乎每星期都工作70小时以上。

在很多人印象中，美国人工作时间短，休闲娱乐时间多，但我的美国生活并不是这样。

我一直认为，我跟大家一样，只是我用功一点。做科学研究，美国和中国有些不一样的地方，美国的教授最重要的工作是科研，而做科研时间就是无底洞。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7点准时到办公室，晚上7点左右回家，有时是10点多才回家，一天要在学校呆12个小时。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早上4点起床，5点就到办公室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因为我喜欢搞科研，我从中得到了享受和乐趣。

我们夫妇有了孩子后，父母到美国帮助带孩子，在美国的两年时间，在父母眼中，我好像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人。晚上常常10点左右才回家，而且回到家里十分疲惫，总要靠在沙发上眯一会儿觉，以解除疲劳。

每天早上出门前，母亲会做两个三明治、拿两根香蕉让我带上，但我常常是回家时还有一个三明治或香蕉没有吃完，母亲责备我为什么不爱惜身体，我笑着说：“实验室太忙了，总是吃一个以后，忘记了吃第二个。”

我们学校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是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在麻省理工大学有着最高荣誉，她每天早上6点会准时到办公室。我前几年在洛杉矶曾与她有过合作，那个时候，她每天夜里坐飞机赶过来，早上7点准时从机场直接到办公室，科研对她来说，就是一种乐趣。

当然，在美国搞科研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的一个博士后学生就对我说：您这样太辛苦了，我将来做了教授，就不愿意这样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我还是觉得，我的科研工作具有很大挑战性，很有意义，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

1980年至1987年，我在华中科技大学读本科、硕士，1987年至1989年在华中科技大学任助教，1989年至199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7年任美国杜克大学助理教授，1997年至2001年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2001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终身教授，2010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一路走来，这些年，我在科研领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和我的团队一起，打破了“黑体辐射定律”公式。

“黑体辐射定律”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于1900年创立，是公认的物体间热力传导基本法则，该定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立，但普朗克对其在微距物体间是否仍成立，并没有把握。百余年来，虽然有物理学家怀疑此定律在两个物体极度接近时不能成立，但始终无法证明和提出实证。

我和我的团队研究证实，物体在极度近距时的热力传导，可以高到定律公式所预测的一千多倍。

我本科和硕士时期的同学、曾在麻省理工大学做了3年访问学者的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王劲柏副院长，对这一研究成果做了一个通俗的解释，从学理上简单地谈，物理学关于热的传递有3种：导热、对流与辐射。在辐射方面有个普朗克的黑体辐射定律，一直被学界普遍认可。

但是，上世纪90年代纳米的出现，使人的目光转移到微观方向，有人怀疑黑体辐射定律，即在两物体接近时该定律不成立，但始终无法证明。而我和我的团队做到了，对极难测量的介质的近场热传递，是很不容易的。这一发现，不但让人们对基本物理有了进一步了解，它的应用也涉及光热光电、半导体、磁储存等领域，如改良计算机数据储存用硬盘的“记录头”等，相信在其他领域的重要作用也会逐步显现。

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善于沟通和交流。这一点，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里的确不太重视。但是到了社会上特别是到了美国，才知道这是多么重要。我记得我在美国做第一次演讲时，大概是20分钟。田教授一个月前让我开始练习。我在我太太面前试讲过多次，但两个星期前田教授听了我的试讲之后，把我批得抬不起头。我觉得很不公平。但我听了他的教导，重写了我的演讲词，取得了很大成功。

因此，我在从学生到助理教授、系副教授期间，每次演讲都要试讲很多次。这些成功的演讲，帮助我建立了自己的声誉。演讲只是一个例子，从写作到平常和别人谈话，我感觉，学生会交流，与我交流好的，一般后来都做得很成功。而我自己有一些研究方向，就是在与别人的交流中受到启发的。

这些年来，我每年都应邀到世界各地去讲学，每次回国，都会应邀到高校讲学交流，这些都是正常的学术交流。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用自己的努力，帮助国内培养人才。

我这里有很多来自国内的访问学者，仅华中科技大学就有4名，这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因为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到我们这里来，希望留下来学习，但极大部分我们不能收，因为没地方容纳他们。但我这里先后有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师大、南开大学等学校的学术研究带头人。

这些年回国多少次，我都记不清，可是，我的父母却把我留美以后总共23次回国访问、探亲的时间、地点等，都详细地列表记录下来，父母这样细心让我感动。年轻的时候意识不到，现在我才体会到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在父母眼中，孩子再大，再有成就，都还是孩子。我每周都要打电话问候父母，向他们了解家乡的发展和变化。我也时常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身在异乡，会经常想起家乡的山山水水。

上周，我从华盛顿准备返回麻省理工大学，听说中组部一个代表团要到华盛顿访问，我又特别多等一天，为的是有机会见一见家乡的人，哪怕他们不是南漳人，不是襄阳人，甚至不是湖北人，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来自我的祖国。

我的家乡是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些年发展很快，我很高兴，特别是南漳作为一个山区县，要充分利用好山区的资源优势，克服与沿海地区相比的劣势，如何保持持续发展很具挑战性。我希望襄阳在发展过程中，注重保护环境，让家乡变得更加富强和美好！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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