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克拉夫特“克苏鲁神话”艺术风格探索（二）

三、多元的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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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作为当时独特的文学创造，有独特的叙事特征[8]。

一是侦探小说不稳定的叙事。最有名气的早期侦探小说是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并产生了“疑案”的经典设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侦探小说批评认为，侦探小说叙事分为四个阶段:提出问题、展示数据、了解真相、验证结局（Freeman,1924），强调了读者在阅读小说中的能动作用，要让读者误入歧途，但又在合理的结局中恍然大悟[9]。洛夫克拉夫特将“不可名状”这一本身作为要揭露的结局，类似于当时侦探小说的流行叙事。美国修辞学家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文本动力的机制即“不稳定性”，读者动力的机制叫做“张力”，而在“克苏鲁神话”的叙事进程中，“不稳定性”这一侦探因素体现得尤为明显，并为故事情节的叙述提供了充沛的、持续的叙事动力。克苏鲁神话的不稳定性往往体现在对象从日常生活进入到一个怪异的环境，然后探索怪异的源起，最终走向疯狂或者解决。《异乡人》（The Outsider）中 “我”在探索我是谁、我在哪，然而结局巧合之中望到镜子之中自己的形象，终于知道自己是什么，这样的揭露使读者感到惊讶，又恍然大悟。

二是巧妙留下读者叙事空间。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留下了很多供读者遐想的空间，《敦威治恐怖事件》（The Dunwich Horror）中提到，“起先，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似乎没有居民过世。但在那之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拉维妮娅——那个饱受折磨的白化病女人。”一句话带过了拉维妮娅的消失，这件事情对于主线剧情来说不重要，作者没有解释，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阐述了这个事实，引发读者遐想的同时，进一步塑造了悬疑气氛。同时，洛夫克拉夫特也从自己的读者那里得到了很多创作建议，如出现在《疯狂山脉》（At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中长有黑毛、形似蟾蜍的旧日支配者撒托古亚实际上是由他的好朋友兼读者克拉克·史密斯提出的创作建议，而洛夫克拉夫特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将这个形象纳入到了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撒托古亚也就此成了“克苏鲁神话”中的经典旧日支配者形象。可见，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为读者留下了积极的叙事空间。

三是变幻莫测的叙事时空。洛夫克拉夫特在克苏鲁神话中经常结合不同的时间、广泛的空间叙事，《敦威治恐怖事件》（The Dunwich Horror）中，先在“现在”渲染了敦威治的悬疑气氛，镜头一转从怪异的的过去讲起，文章从威尔伯以外的镇民视角描写，显得威尔伯异常怪异，当一切的铺垫完成后，镜头转向阿米蒂奇博士，阿米蒂奇博士见到了怪异的威尔伯并与他发生冲突，作为一个对未知抱有好奇心的人，开始逐渐意识到危险临近，开始采取行动揭开了疑云。这种视角的切换有利于保持悬疑气氛，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叙事空间，吸引着读者的好奇心，剧情从不同的时间、空间的不完全、不稳定是克苏鲁神话的一大魅力所在。

四是梦境叙事。克苏鲁神话中常常以神秘莫测的梦境对叙事要素进行补充。在心理分析领域，梦境也常常暗示着潜意识的欲望。《超越时间之影》（The Shadow Out of Time）中以梦境微舞台，主人公一直被噩梦困扰着，“接着，下一刻，我尖叫着不顾一切地从睡梦的深渊里爬了出来——那声尖叫大得足以吵醒半个阿卡姆城的居民。”梦境成为了叙事的主要元素，而主人公一直在试图逃离不可名状的恐怖景象，表达出人类本身对于这种混沌恐怖的无力感与畏惧感。

五是现实与神话的二元叙事。洛夫克拉夫特早期作品借用了其他神话的元素，以《大衮》（Dagon）为例，小说中出现的大衮原本是古代闪族神话中的丰饶之神，后被非利士人奉为海洋主神进行祭祀，其外形也被描述为半人半鱼的样子，之后在《旧约》、《失乐园》等作品中也有出场，洛夫克拉夫特对这一形象进行了改造。在克苏鲁神话创作后期，神话叙事的手法不断成熟，其小说的世界观开始逐步完善，最终造就了克苏鲁神话系列。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现实社会与所描绘的神话场景之间的差距也大大增强了小说叙事的张力，一面是充满理性力量的人类现代社会，另一面是充满怪诞诡异色彩的神话世界，这两者在叙述中的碰撞与相互激发都让人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充分展现了现代人的焦虑以及生存困境，并反映了理性在面对非理性时的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不可预测的恐怖

人类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而日常生活中的随机性则成为了恐怖的根本来源，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人类本身控制不了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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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有很多强调命运的故事，莫伊莱（Moerae）是希腊神话中命运三女神的总称。她们的希腊语名字Μοίραι来源于μοίρα，大意为部分、配额，延伸为生活和命运而对人的配给，因此她们的本意为分配者。她们通常以三位老妇人的形象出现，整天忙碌着纺织人与神命运的丝线。在罗马神话中，她们被称为帕耳开（Parcae）。在北欧神话中也能找到对应者：诺伦三女神。命运一旦决定就无法再改变，命运之线纺好后一切无可改变。

人类一直试图取回这份完全的自由，在许多神话中都可以看到人们对永生、永恒、安全、心灵安宁的追求，有人寄希望于宗教、有人寄希望于科学，实际上两者都是对未知的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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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姿态扭曲的演奏者就改变了虚弱的调子，开始用更大的声音吹奏另外一种曲调，在这种曲调中沉淀的恐怖既意想不到，也难以想象。”（魔宴, The Festival）这种不可预测的随机带来的恐怖造成的异质感也在音乐艺术中体现出来，以勋伯格的无调式音乐为例子，他通过漫无目的的、漂移着的状态表现出的未知恐惧、焦虑、困惑和绝望等颓废化的情感，《华沙幸存者》中，恐慌的情感从无调式音乐的中深刻地体现了出来[10]，阿多诺对无调性音乐的解读同样可以运用在解读克苏鲁神话之中：对异化了的社会现实进行彻底的反抗又是通过“离间”的方式实现的。所谓“离间”的方式,是指使艺术作品与社会相疏离,成为其不是的“异在事物”,以这种反衬的方式警醒人们[11]。克苏鲁神话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提醒我们思考如何在命运中找寻自己的自由、如何寻找人类共同的主体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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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恐怖感也贯穿在很多具有不稳定感的画作中：画家经常成为克苏鲁神话中通灵的对象，《皮克曼的模特》（Pickman’s Model）中描述“因为一个真正的画家会懂得恐怖的解剖学和恐惧的生理学，他们能用精确的线条和比例直达我们沉睡的本能和代代遗传的可怕记忆，用恰当的颜色反差和明暗效果撩拨蛰伏在我们心里的异常感觉……”。弗朗西斯科·戈雅的《大黑山羊》（女巫的安息日，Aquelarre, Prado）中使用山羊象征魔鬼（撒旦），用女巫和围绕女巫各种表情的人(精灵)来表达终结的悲哀[13]，他没有留下任何解释，位于画面中间的女巫就如同克苏鲁神话的人类，等待着冰冷混沌的最终审判。

不可名状的恐惧时刻在警醒人们理性的边界，随机与混沌的无情，让人悲伤叹息，恰如《平家物语》“祇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沙罗双树花失色，盛者转衰如沧桑。骄奢淫逸不长久，恰如春夜梦一场；强横霸道终覆灭，好似风中尘土扬。” 对人生无常的无奈、同情、惋惜之情[14]。

总结

克苏鲁神话在中文语境和当代日益发达的科学中显得不易理解，常常让初读克苏鲁神话的中文读者产生抵触心态，阻碍了克苏鲁神话的认识与研究。但不可否定的是，克苏鲁神话在恐怖文学、神话研究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值得读者去深入挖掘探索。

在笔者看来，虽然洛夫克拉夫特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宇宙主义”的，意图揭示理性的边界与不可名状的随机性，探讨人类在面对未知、无法理解的力量时的心理和道德抉择，但他的作品仍然为读者留下了广泛的批评思考的空白，即个人如何面对不可名状的随机性与混沌：它的不可理解、混沌随机、使人疯狂是本质特征，我们无能为力。这种恐怖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头顶，就如同我们的生活一样，追寻安定而不得，但我们终将面对它。我们总得选择在危险之中是继续探索还是止步不前、在虚无与毁灭面前是投降还是保留希望与存在。每一位读者在接受克苏鲁神话的同时也会对克苏鲁神话有自己的解读，我们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的生活，给出一个自己在生存与毁灭之中选择的新解。

本文章为克苏鲁神话研究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导读，其中包含的内容并不全面，如读者有兴趣，可以在参考文献及其他相关文献中深入了解，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