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二）
考古是探求过去人类遗留的物质资料为手段，以研究人类发展进程及其规律为目的，为人们了解人类起源及相关的社会制度，宗教祭祀，生活习俗等提供了一种途径。而在我国，传统的金石学即源于春秋时期的金石学是我国古代专门研究青铜器具与石刻碑文的学问。是近代考古学的前身与基础。在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前题与条件。王氏的“二重研究法”，开创了将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研究的先河。近代考古学认为，考古有“创史作用；即用实物史料及研究成果，来说明历史，“补史”作用；即用实物史料工研究成果来补充，说明历史，“证史”作用；即用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相印证，未明历史。如《魏书》记载，拓跋鲜卑在昭帝时分成三部，其中一部由桓帝猗迤统治，居代郡之参合坡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河套地区东南部，内蒙古乌兰察布凉城县小坝子淮出土了一批猗迤的文物，其中有一动物纹金牌背面錾有“猗迤金”的字样，进一步印证《魏书》中的记载的准确性。有关河套史的考古资料，最早在1922年6月，法国天主教神甫，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与别外一各同籍神甫德日进在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大沟湾进行野外调查，采集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整理研究中发现了一枚幼童牙齿，成为当时轰动考古界的：“河套人牙齿”。1923年他俩又在银川市东50公里发现了水洞沟“河套人”遗址为河套地区旧石器时期，古人类活动研究奠定了田野调查的基础。1927年由日本“东西考古学会”，成员：江上波夫曾到过河套地区东南部进行田野调查，并与水野清一合著《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其后俄国人科兹洛夫、英国人斯坦因也先后到河套地区的西北部进行调查和控掘。之后，著名考古学家在1944年夏鼑在甘肃省宁定县齐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第一次提出来考古底层学的理论。中国古类型学的创始人苏秉琦先生根据考古挖掘材料，首创了按形制学划分与随葬器组合的共存关系作为分期断代理论的标准。全国解放后，国家与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工作者们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传承前人成熟的考古理论，以考古资料佐证文献资料为进一步拓宽河套史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宝贵的考古资料的基础。诸如对秦汉河套地区的古城遗挖掘与清理，对同时期匈奴及东胡诸部在河套地区的遗迹与遗物进行挖掘与清理；对魏晋南北朝，隋法时期在河套地区的古城遗址及其鲜卑，突厥柔然高车、回鹘等游牧民族的遗址遗、遗物进行考证与研究。特别是解放前出土的“唐振武节度使，单于大都护张维青，德政碑”，“唐单于府开元寺悉达多禅师石昌铬”，“唐振武军节度使李玉祥墓志铭”，1976年出土的“唐天德军州防都虞侯王逆修墓志铭”，以及在河套地区发现的突厥人的石人墓，对于证史作用都是非常珍贵的。还有五代迈金西夏及蒙元等游牧民族在河套地区地遗址、遗物，对于深入研究河套地区的历史，也都弥足珍贵。特别是侯仁之先生到阴山山麓一带的考察中，发现了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址，最突出时三座古城的废墟和数以千计、成群分布的古墓。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可知，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三座古城废墟时汉代朔方郡的窳浑、临戎和三封三县县城。从发掘和清理的汉墓来看，这些古墓中埋葬的主要是当地从事垦殖的男女居民。考察结果向人们揭示了，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北击匈奴后，在河套西北设置朔方郡，把中原王朝的势力第一次推进到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侯仁之教授还着重考察 了位于毛乌素沙漠腹地的统万城遗址。统万城遗址位于今陕北靖边县北端，与伊克昭盟乌审旗接壤处。这是公元五世纪初的草滩，清沏的河水，风景宜人。在城的四周，有被开垦的农田。四百年后，在公元九世纪的唐代文献记载中，这座改名为夏卅的古城已经受到了流沙的威胁。侯先生还于一九六0年六，七月间在宁夏黄河东岸的灵武，盐池两县境内（与内蒙古伊克昭盟接壤）对通称为“河东沙区”进行了考察 ；一九六三年进行了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历史地理考察；一九六四年又对鄂尔多斯南部的毛乌素沙漠南沿的陕榆林地区的沙漠化进行了考察 。在上述考察 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的变迁》、《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等科学论文。这些刚刚开始的沙漠科学考察 以及到沙漠考察这一广阔领城后所具有的生命力，同时也从如何选题到如何进行考察 研究，为我们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在研究方法上，侯之教授强调，一是要进行综合研究，二是要注重实地考察。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要掌自然地理、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和知只，特别要注意把历史文献资料引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来，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他在考察中，善于运用历史文献载，又结合地质学、考古学甚至植物学等方面的知识，综合各种因素，提出自己新的见解。进实地考察，不仅可以与文字资料相印证、补充，而且往往有许多文献资料上没有记载和没有决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才有可能行以揭示真相，作出实事求是的说明。侯之教授对于沙漠的考察，特别注意亲自深入实地，现场勘察，取得第一手资料。他强调的实考察的方法，对于历史地理工作者尤为重要。由于考古资料凝结有来自远古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演变史与人类发展史。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生命，生命的存在才有植物与动物的存在，动物中的哺乳动物发展到最后才有了人类。既然人类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久觉定了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自然，包括衣食住行及精神追求。正是人类的活动遗迹，通过考古资料任然浸透着诸如史前聚落社会组织，生产活动，墓室结构的重要信息，为我们进一步揭开河套地区的远古之谜，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对河套地区游牧民族的考证，借助于考古学中的类型学进行族别的辩识。诸如进入人类历史发展时期河套地区主要活跃过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林胡、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族等较有代表性的民族，由于有“马上民族”，“行国”的特点，所以他们不同历史时期的遗物除了有明显的民族与时代特征外，还有分布很广的特点。同时，通过不同民族遗留下的民族标准性器或器物组合这些重要的实物资料才能较准确的提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民族习俗、民族关系、民族特征，及其相关民族的宗教意识、审美标准、社会形态等。
遗留在河套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亦称考古地层学也是研究河套历史历史的重要考古资料。文化堆积即在人类居住或者活动过的地点，在“生土”上堆积的一层“热土”，其间夹杂着人类遗弃在土层间的杂物及器物。如果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居住在同一地点会出现，在过去的“文化层”上堆积新的“文化层”。以文化层堆积的先后为序进行断代。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王仲舒在所著的《考古学》中曾明确指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这就是它与依靠文献记载研究人类历史狭义历史学的最重要的不同。
任武楠在其《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序中也认为，“以古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作为考察研究的目标，达到补史、证史的目得，构建真实可信的历史，或丰富、充实一些历史篇章。”

云水苍苍走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