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长文，以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展示了智能手机的影响：它潜移默化、无影无踪。斯麦兹”受众商品论“的论断仍然存在，乔姆斯基对消费社会所做的深刻批判仍然历历在目，然而智能手机的出现让数据、算法的控制愈发无形、不易察觉。技术在此时，仿佛成为了异化人的原罪之物。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言犹在耳，技术到底是帮助人类解决了许多难题。到底智能手机在社会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如何扮演这种角色？本文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

毫无疑问智能手机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本质，并以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方式将许多长期以来形成的空间和习惯消弭于无形，同时也改变了其他为数不少的东西。

“我们每天睡觉之前所看的最后一个物品，以及起床之后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东西——手机”

智能手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造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多变之物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且不可或缺的“中介”。虽然说它只是一个有着聚碳酸酯壳、屏幕发光的物件，但却没有任何制成品能够与之并驾齐驱。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以及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我们依赖手机进行会面、通讯、娱乐，以及查询路线。我们依赖手机售卖和购买商品，我们依赖手机记录我们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我们依赖手机作伴，打发掉无聊的时间，而在过去我们的大多数生活都是在安静和沉默中度过的。

手机全方位无死角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本质，并以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方式将许多长期以来形成并存在的空间和习惯消弭于无形，同时也改变了其他为数不少的东西。在当前历史的节点上，如果对手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其所依赖的各种基础设施知之甚少，那恐怕也就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尽管手机现在无处不在，但它依然耐人寻味。我们的确频繁地使用手机，可看仍是雾里看花一般。手机突然间就出现并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中，而它所造成的这一巨大社会变化的规模和力量却很难为我们所意识到。为了真正衡量这些变化，我们需要退后一两步，回到那个还没有依赖智能手机来跟世界交流的历史时间中。

对于手机大规模应用于人类社会前的记录，没有比像庆应义塾大学和英特尔公司“人与实践”小组的研究人员在2005年左右进行的一项民族志研究更好的了。该研究分别在伦敦，东京和洛杉矶进行，旨在确定人们日常生活里，钱包中所携物品的一般行为方式，结果发现伦敦人、洛杉矶人和东京人在关于携带什么能够使得他们直面生活中的挑战方面取得了惊人的一致——

首先是照片，或者其他能够代表对亲人、朋友以及恋人的纪念的物品，然后是彰显宗教或精神层面的圣像、护身符等器物，接下来是吃的，以及个人卫生用品、薄荷糖和口香糖——即那些用来进行自我展示层面的身体管理类用品，最后是那些能将我们区别于他人的物品，钥匙、身份证、公交卡之类的。而那时手机只是用来打电话或发短信的工具罢了。当然也少不了一成不变的、以多种形式出现的钱。

如果英特尔和庆应义塾大学的研究真实地展示了2005年前后钱包和提包中携带物的缩影，那么其细致入微的记录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有用、甚至是深刻的方式来评估在后来的几年间产生了何其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近十年来城市居民生活中颇为依赖的那些东西都被一样东西代替了，那就是手机。这个不起眼的玩意儿就这样挤占了其他曾经存在于钱包中的物品的空间，并完全取而代之。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不起眼的行为——开门、买东西、坐公交，都以数字交易的方式出现，并且越来越呈现非物质化的趋势。我们为了实现不同目的需要大量不同、具体的物品，例如房门钥匙、银行卡以及公交投币，它们都被无形的无线电波代替了。而随着接收这些电波以实现原有目的的基础设施被建立起来以后，它们越来越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整个互动先是从视野中消失，进而也从脑海中消失了。

也许这一基础设施是无形的，但我们仍需要某种与之交流的方式。2005年的时候，手机的角色是完美的，它作为一个形状宜人、大小合适的电子工具，不仅可以实现有线无线的通讯，还方便携带。同时最重要的是，那时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始装备这一工具，所以它代替原来用以调节城市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物品的进程也就开始了。

最为明显的是，手机逐步代替了传统电话，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中期以降，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志——电话亭的消失不见，毕竟它们曾经在街头随处可见。跟着电话亭一同消失的还有进入电话亭的等待和冲突。而现在还存在的电话亭，已经成为了其他服务所依托的平台：WiFi连接或性工作者的广告。

简而言之，手机的普及也淘汰了音箱、随身听和收音机这些所有我们用来收听新闻和获取娱乐消息的工具，也或多或少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空间。而除了装饰和状态显示以外，传统的手表也在走向灭绝，钟表，日历和记事簿也是如此。门票、公交卡、登机牌等其它通行工具也逐渐式微，同时式微的还有用来进入限制区域的钥匙、徽章和其他有形工具。

那些曾经用来保留我们珍贵记忆的东西——比如一度流行的摄有爱人、孩子、同学和宠物的可装入钱包的柯达彩色照片——大部分都已经数字化了，有些早在很久之前就变成了我们的手机锁屏图。

我们曾经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大部分物品将不久于世，比如说不同种类的名片。但是更为正式的身份认证文件，尤其是驾驶证和护照等少数个人证件，目前还没有被智能手机所替代，但是大家都在观望这种情况还能成功坚持多久。

还有哪些东西从世界上消失了呢？地址簿、名片盒以及“通讯录”，以及我们用来在茫茫城市中定位的各种目录、地图和指南。除此之外还有顾客忠诚度和储值卡。最后就是金钱了，还有它所承载的关于人的自由行为和行动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被代替，或者已消亡，要么就在被代替或被消亡的路上。在英特尔和庆应义塾大学的那项研究过了十年后，我们口袋和钱包里的东西可以说是所剩无几，只剩下些零食、薄荷糖和唇膏了。

“要问如今这种生活究竟是更好还是更坏，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

时间其实是以不同的速度划过这个世界的，过去的生活方式依旧在许多地方残留着。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中的一些人更喜欢通过独立的专用的物品与所处的世界进行确定的沟通，就像有些人更喜欢银行的人工服务而不是机器服务一样。但是随着智能手机在我们和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物之间横亘一道，全球非物质化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已经很难在没有经历过回忆和困惑的情况下再想象诸如电话亭、Filofax手账或Palm Pilot掌上电脑这样的东西了，而究竟能回忆起几何，也全看我们对过去熟稔与否了。

不管在现在的我们看来，当初的那些东西多么落后、笨拙，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东西都曾经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联系密切的商业、实践以及经历的整个系统。而当我们借助手机用新型而且无形的网络语言重新书写那些系统的时候，日常经历的本质也早就旧貌换新颜了。把日常生活如此之多的方方面面都融入这样一个小小的设备中，毫无疑问会剥夺我们对于城市缤纷多彩的可知性甚至是独特性的广泛体验：踏进随手在街头拦下的出租车；或者凑在电器店窗户前盯着摆的满满当当的电视屏幕观看选举结果或者锦标赛；停在在报摊前要一份午后新闻；或者猫进花店里或警察局问问路；在中央车站、和光百货的银座店或者圣弗朗西斯酒店的大堂约人碰头。现在在手机的攻城略地之下，这些旧日大都会的习惯又在何处得以重现呢？

其实你如果非要问如今这种生活究竟是更好还是更坏，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我很怀疑，如果没有感觉到手机的确给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是否会放任它将这么多的物品和习惯取而代之。不过，我们放任手机进入我们生活，由此引发的一些情况也是需要我们留意的。

首先一点，我们现在在生活中所承担的大多数基本任务，与其在十年前的角色设定是全然不同的。除了制造我们所用设备的巨无霸型企业，以及开发出我们使用的大部分应用程序的创业公司之外，我们还“邀请”了技术标准制定机构、国家和超国家级别的监管机构以及黑客进入我们生活的最深处。结果就是，我们能胜任日常工作的能力现在取决于一系列的不明朗因素——那些从前我们绝不用担心的事情，从电磁频谱的属性到即时相互联系的能力，再到我们当前正在使用的软件的稳定性和当前的企业联盟状况。

其次一点，构成我们日常意识的传统和惯常安排现在都不再以我们通常与社会构建联系的速度发展，而是以更快的数字创新速度发展。因而当每次最新版本的设备、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发布时，我们都不得不去适应某种程度的变化，更改我们已经习惯的处理方式。

最后一点，也许同时是最让人好奇的一点，当各种需要被调动起来的时候——比如拍照片、听音乐或者网上交友——它们都是从在同一设备上启动一个应用程序开始的，而且都使用具有相似背景设定且相对有限的指令系统，故而它们也就不可避免地都被蒙上了一种相似的色彩。

1910年眼中的2000年。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被智能手机塑造，身受其各方面的影响——手机设置的那些细节充分的设计；传感器、致动器、处理器和天线全乎精确的展示；管理我们与周围的各种网络的连接的协议；用来引导用户通过应用程序和服务来联系的交互界面传统；生产企业所采取的战略和商业模式。

要说这些设定完全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那当然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它们确实在以各种微妙但普遍存在的方式限制着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试想你想约会，但却没有用过任何软件；或是在一次自我展示中没有自拍。）因此，为了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当前人类状况的理解和认知，就需要对手机及其起源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并对其角色进行详细考量。

“而它对我们的所有要求，就是学习和比划一些基本手势”

尽管其尺寸可能随时尚而变化，但智能手机基本上是铝硅酸盐玻璃、聚碳酸酯和铝合金的结合体，可以让成人舒适地拿捏在手中，如果需要的话，只需用拇指就可以操作。不过这个要求也严格局限了手机的可以设计的形状和大小，因而目前市场上所有的手机外观都是一块长方形平板，大概11到14厘米长，6到7厘米宽。这各小巧的尺寸使得手机可以巧妙适应身体结构和需求，这也意味着它很少会被放错或遗忘，这些特质在其成为个人身份、存在和地位的代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代的智能手机只有极少数的实体控制键，一般就是电源键，用于控制声音大小的音量键，或者是一键静音的专门开关，还有主页键，该键主要用来关闭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以及使用户返回到导航结构的最顶层。而许多手机在主页键上加入了可以感知指纹的程序，这一程序可以阻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发生，有效确保手机安全。

几乎所有的互动都是通过手机最具决定性和最为显著的特征来实现的：分辨率越来越高而且几乎占了全部手机面板的防碎玻璃触摸屏。比起其他零件来，正是这个屏幕给手机带来了如此普遍的吸引力，使得现代触摸屏手机的操作根本毫无难度。它只需要我们能够学会和比划一些基本手势就可以了：不外乎就是我们熟悉的点击、滑动、拖动、选择和分享。因而这种互动规则极少，容易掌握。不管后来怎样的改进、制造以及生产商按照自己的偏好加进去其他的什么元素，但几乎所有当代智能手机的界面典型模板都来自2007年夏天推出的苹果iPhone手机。

而在光鲜亮丽的触摸屏下面，则是进行信息接收、传输、处理、储存的部件，在其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是多核中央处理器，然后是几个G的非易失性储存器，还有一个或多个专门用于特定功能的辅助芯片，其中有基带处理器，它通过手机的多个天线来实现通信管理，除此之外还有光和距离传感器，也许还有图形处理器，以及角色日益重要的机器学习协同处理器，比如可以完成语音识别等任务。给定芯片组的选择将决定手机可以运行的操作系统、信息输入和输出的速度有多快、可以存储的图片歌曲和视频有多少，以及与这些能力成正比的销售价格有多高。

也多亏了它内置的辅助GPS芯片——当然还有在地球上空二千万米高的轨道上价值四十亿美元的GPS人造卫星——智能手机总是可以轻易获悉自己身处何处。这种定位的感知能力由于磁力计和三轴微机电加速度器的使用得以进一步改善，指南针和陀螺仪也使得手机能够以极高的精度记录载体的位置、方向和倾斜角。传感器也可以感知到手机是处于垂直拿取还是水平放置的状态，同时也支持比触摸屏更随意的行为操作——比如说将手机颠倒来静音、晃动机身使手机关闭应用并返回到主页。

麦克风承担语音通信、录音和接收口头命令的作用，还有一个或多个扬声器进行语音输出。 小型电机可以让手机在静音模式下通过震动来提示用户。它也可以提供所谓的“触感”，或简单而精确校准的嗡嗡声，用来模拟按下物理按钮的感觉。

现在即使是低端手机也配备了前置和后置摄像头。后置摄像头配备有LED闪光灯，通常能够以高分辨率捕捉静态和全动态图像，尽管光圈的大小限制了光学分辨率，但现在的相机已经完全可以拍摄出满足任何艺术、科学研究和实践要求的图片了。一般来说，面向用户的相机功能可能不具备上述等同的能力，不过对于满足日常视频通话，尤其是自拍的需要，那还是足够的。

无线电设备在智能手机的功能实现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蜂窝移动网络和WiFi进行数据传输和接收，通过附加的蓝牙进行短距离通信，也许还有运用NFC功能以实现支付和超短距的互动——这一项功能是手机处理日常城市生活的能力日益增长的原因，正是它能让你便捷地搭乘公交、点咖啡。

最后，所有这些组件都鳞次栉比地排列在高密度且互连的电路板上，并由可充电的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供电，大概能够有效充电1500次。考虑到每天都需要充电，所以手机的使用时间大约有四年。尽管经验表明，我们中很少有人会长期不更换新手机。

其实手机能够实现处理城市生活还依赖于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即购买时不包含配套商业性服务。尽管手机有这样或那样的技术功能，但是如果商业运营商不提供激活服务的话，那么手机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无用的。在移动电话业务中，运营商为这些本质上是安装着聚碳酸酯和电路的平板配置这种商业服务的功能。一般情况下，只有当用户账户建立起来，并采取一些支付方式进行认证且只有当这个凭证被接受后，你才发现手机已经被激活而且能够与其周围的事物进行交易。

不过即使被激活后，手机也不是特别有用。当然，他可以用来打电话，也可以充当起比如说像手表、日历天气预报以及地图的角色，还可以作为浏览器使用，或者查看股票行情。但是这些功能必须从网络上以“应用程序”的形式下载到手机上，而这些“应用程序”却是由第三方设计和开发的，其工艺、编码能力和审美水平则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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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得准用户们面临着选择进入哪家企业的势力范围的问题了。如今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要么是使用苹果公司相对封闭的iOS系统，要么是使用相对开放的安卓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彼此之间是互不兼容的。为某种设备和操作系统而设计的应用程序必须从相应的市场（App Store及Google Play）获取，而且不能在另一方操作系统中使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得出手机的真正属性，它将技术、资金、法律和运营安排串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前的设备制造和服务提供的生态链。

“在手机原材料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范围波及大半个地球，其引发的生命安全事故、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可估量”

其实我们所知的手机，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手机这种信封大小几毫米厚的设备，其实承载了各方好不容易才取得的共识。从各方面看，它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成就，令人念念不忘。考虑到它实现的一切，以及它代替的那些物品和提供的那些服务，手机的确有资格成为我们交口称赞和瞠目结舌的对象。再进一步考虑，手机居然可以把数十亿人联系起来、把人类的所有知识都聚集起来，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过去看来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但手机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在我们购买手机的那一刻起，哪怕我们还没开机，我们就已经卷入了劳动力安排、供应链以及资本流动的浩荡洪流之中了。

无论你手中的智能手机是在库比蒂诺、首尔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工作室设计的，他们都有可能是在深圳方圆十几公里内的各工厂设施中被组装、装箱然后销售的。自从中国政府1980年8月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就开始出现这些产业的集群。但这些工厂环境恶劣，工作不仅时间极长而且单调重复，伤残率也极为惊人，工人们还常常暴露于有毒化学品中。在这些工厂中，工人的工资之低与自杀率之高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加上工人在抗争中的弱势地位，使得电子行业能够接收来自各种型号手机的组装订单，保证稳定通畅的供应，在多种合力之下，手机的价格变得大为亲民。如果中国的工资水平开始接近西方标准，或者本地劳动力通过有力的集体谈判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权益，那完全可以肯定，制造商会转向其他更适合装配的地方。但是现在深圳依然是全球遥遥领先的智能手机制造中心。

再将眼光放长远一些看看智能手机的生产过程，那仍旧是一幅不会令人心情愉悦的图景。就像其他的电子设备一样，为了保证功能运转，手机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而这些原材料都是来自于被采掘业开采的地球内部。锂电池中的钴在刚果经常是由儿童手工开采出来的，焊接在一起的锡最有可能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那里的地下水也同时不可挽回地受到污染，70％的珊瑚礁已经被摧毁，而平均每周就有一个矿工在工作时意外身亡。在原材料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破坏，范围波及大半个地球，其引发的生命安全事故、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可估量。所以起码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被污染的水源、死胎和确诊的癌症病例也构成了智能手机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也许我们会良心发现有所收敛，但在现在这些事情发生在手机层面，我们似乎在良心上就完全过得去了。不像其他任何产品，手机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采纳的技术成果之一。所以，不管我们对于购买手机背后的社会问题，例如矿场和工厂的工作环境、生态系统的破坏、扩展供应链的能源成本、以及我们最终间接支持的忽视民众权利诉求的政府引发了多少疑虑，我们强压下了这些念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一“文明的成果”。就我们甚至可以意识到的程度而言，就在我们打开钱包买回新手机的那一刻起，什么礼义廉耻怕是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然而我们对手机的需求仍然没有达到饱和点。随着手机价格越来越低，手机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虽然用现在的线性观点揣测未来是极不合理的，但是如果揣测可靠的话，那么我们即将步入一个全球所有成年或接近成年的人都拥有手机、并被卷入网络大潮的时代。尽管我们还没有考虑过着这会给我们的心理、社会以及组织制度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能力——以及所有与之紧密联系的假设、习惯、权力关系和盲点——已经构成了日常实践的基础。

“这些看上去最简单、最直接的任务都调用了蜂窝基站、海底电缆和微波继电器”

在分析智能手机方面遇到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关于它可说的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整本书都可以写手机源源不断的消息推送是怎么把我们本来大块的连续时间切的七零八落的，而这可能导致我们在不同时间段中无法集中注意力，或者说手机的摄影拍照功能是怎么把我们都变成自媒体信息源的，不过这么做确实明显使得警方暴力事件的社会动态得到了改善。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购买时几乎只考虑一项基本的功能，即它给予我们的定位自身的能力。

考虑到整个制图的历史，有效地使用地图意味着成功地对一系列印在平面上的抽象符号进行解读，然后把这些符号和现实环境中的三维立体物联系起来。能够这么做并且成功确定自己位置的能力并不是绝大多数人都拥有的。而这种能力的匮乏只是隐私地图本身都已经是颇为稀有的（有时是军事敏感的）东西了。

不过我们手机上的地图改变了这一切。因为现在每个人的手机上都一个免费的、可任意放大缩小的、自动更新而且分辨率极高的地图，涵盖了所有分布着人类的地方，每到一处便载入当地的地图。当然这本身也是时代的发展。这些地图同样包括高分辨率的航拍图像，可以随意切换，更易于普通用户的理解和使用。而最为深刻的一点——也是最为值得纪念的一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够随意移动并且告诉我们当前确切位置的地图。

这些成就喷涌而出，令人目不暇接。它把分散在全球的基础设施融合在一起——美国、俄罗斯、欧洲以及中国的全球定位系统，地球上每个可供通航的路径，三大洲数据中心数以千计的地图服务器和有线无线网络——融合在手机机身里微小的传感器上。每当屏幕上出现熟悉的蓝点时，所有的这些都会动起来为我们提供服务。现在，这些地图以我们为中心，为我们的需要提供服务，可以显示我们的实时位置，借助地图，价值2美元的GDS电路完全将我们的连接变为了现实。还有大约1美元的磁力计，它们能够自动确定我们所朝的方向，并根据我们的转动而调整，帮助我们搭起一座连接屏幕上呈现的抽象符号和周围的现实世界的桥梁。地图可以将现实世界的各种细节都整合进手机中，而手机的小巧轻便使得我们可以一手掌控，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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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地图帮助我们获取了与复杂的网络空间平起平坐的权力，使得移民和游客能够在大城市中获取一席之地。通过向我们提供那些我们从没去过的地方的图像，手机帮助我们消除了一些恐惧，而正是这种恐惧阻碍着许多人去探索未知的路径或区域。对于专业的城市爱好者来说，这手机和地图是最为慷慨的礼物。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生计和幸福都取决于他们掌握城市地形的能力。 它们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网络状况的见解。

最明显的是，在使用手机进行导航时，我们变得越发依赖于使用网络来完成非常普通的目标。当完全依赖于通过实时访问的渠道去认知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比任何纸质地图都更易犯错和更复杂的东西的摆布之下了。想想看，当我们失去与网络、地图的连接时，会发生什么事儿？或者说当我们哪怕在移动几米的时间内失去联系时，发现自己在地图上成为了一片灰色区域上的一个蓝点，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我们普遍忽视甚至说刻意忽视的事实：由智能手机处理的日常生活的效果取决于我们通常无法看到的庞大而复杂的基础设施。

除了我们提到的地图、网络和服务器，我们操作手机时的日常体验无时无刻不严重依赖着这个基础设施的所有部分的无缝衔接——一个非常不均匀和不稳定的网状结构，在这个网络结构中，这些看上去最简单、最直接的任务都调用了蜂窝基站、海底电缆和微波继电器。所以用手机导航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在我们接触那些微妙而难以察觉的无形东西的时候，手机是唯一的有形物品，但是对于我们依赖的这些无形的东西，我们却没法有效掌控。

我们通常不会将缺乏控制权视为损失。这些手机和导航都颇为依赖的基础设施既无形无踪，也没法在我们的脑海中勾勒出个大概，所以失去控制在情感层面上对我们都还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当使用地图时会不会还是这样就难说了：当我们无法理解触手可及的东西时，我们感觉沮丧不已，甚至有被羞辱的感觉。在这里，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认识，即我们与设备得互动对许多人来说是模糊甚至是无法解释的。花上几分钟给第一次接触到手机的人讲讲它的基本操作，然后你就会意识到这一制造商们称其为“直觉”、但其实不是的东西。当我们试图掌控手机但却失败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责备自己，而不是责备实际该为之负责的那些人。毫无疑问，虽然迟早有一天每个人都会从孩提时代起就会接触到手机并与之产生密切的联系，但这一天的到来还需要很长时间。直到那个时候，许多用户还会继续体验日常生活的技术，这些技术眼花缭乱，势不可挡，甚至敌意满满。

然而，如果我们偶尔被与数字地图互动的复杂性所吸引，我们也会被相反的趋势、信息展示的平滑性和自然性所误导。我们倾向于假设地图是对环境的客观记录，以及简要描述一个地方有什么东西的图表，但其实它们跟这个没有半点儿关系。它们根据我们的喜好提供的信息局限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却没有使我们获悉这一点。

比如说，即使最为细致的地图上，标注出可能出现的每个零售商店或其他公共住宿通常也是不可行的。必须决定哪些建筑物可以通过名称来优先识别，而且这些决定越来越多地受到利用我们先前行为的算法的驱动：我们过去的地方，我们访问的网站，我们搜索的话题，我们安装的特定应用程序，甚至是我们与我们说过话的人。结果就是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地图形成了怎样的商业链条。如果认为这种算法的运行是偶然的或者没什么经济效益得，那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谷歌的说法，每五个消费者中就有四个使用地图进行本地搜索，其中一半的人会在24小时内造访一家商店，每五次搜索中就会有一次买卖交易完成。

不过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创收过程与日常行为之间是无缝衔接的，而这种情况在未来将更为频繁地出现，另一个是智能手机通过对环境的描述来限定某些行为，为每个用户呈现出不同的地图。这两方面都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但后者却微妙地侵蚀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验。我们甚至不能再假装自己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一个相同的、较为稳定的世界图景。以这种方式来质疑我们的地图，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地图的这种服务提供使我们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生活和行动。

不过这不是手机把我们与其他人隔绝开来的唯一方式，尽管它扮演的角色本该是把我们跟其他人连接起来。在我们构建的这个世界中，能够使用手机享受网络服务的人比无法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人能力更大，能够用手机赋予他们的能力在城市中游刃有余的人比起那些无法使用手机的人，总体来讲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机会，能够更容易地利用他们的机会，以及有更多决定他们与周围的一切的关系的权力——这种有和无带来的差距不是一点，而是极大。

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否以普遍可以入网为前提，这一点都将会特别明显。如果共享空间的设计者（或资助者）确信“每个人”都有手机来指导他们，我们可能就会发现世界上其他帮助我们寻找路径的方法——公共地图，方向标志，现实世界的种种线索——竟然逐渐消失不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手机就会进一步成为一种必需品而不是替代品。同时在这样的情况下，阻止人们了解并充分使用自己手机的设计就不仅仅是质量问题了，而是一个事关正义的道德问题了。

道德上的束缚还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手机真的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那么同时，按照预期目的来使用手机也就变得不可能了，除非是传输数据、建立网络。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是手机工作的原理之一。现在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手机是不间断地获取我们的位置信息的，而事实上，为了在网络中运行也不得不这么做：与一个蜂窝基站或者是WiFi路由器建立起关系，才能使手机获得足够信息来构建起一个知晓我们所处位置的低分辨率地图。不过这也是商业链条的运行原理之一。你的位置信息可用于优化实时流量报告，推送有针对性的广告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地图供应商的商业需求，这就意味着高分辨率跟踪功能将始终默认启用。

除非你明确地进入手机的设置菜单并禁用了这种跟踪功能，可能还得禁用其他几种特定应用程序的功能，否则它会不断地追踪你在全球范围内的位置信息——以及当你第一次设置手机时做出的声明所包含的条款和条件，都允许将这些追踪的位置信息被传送给第三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这些功能的设置，甚至不知道如何在一开始就关闭它们。）你所看到的地图是一种地图，还有另一种地图——这种地图包括着你的一系列游玩信息，原则上来说你的手机制造商、操作系统和地图程序以及为了获得你的数据的第三方都可以获得这些信息。

这个地图和其他信息一道描绘出一幅关于你的行为偏好的详细图画。而用来计算移动速度的算法可用于推测你是步行还是搭乘交通工具，甚至你所搭乘的交通工具也可以被推测出来，当然这些信息对于社会和经济都有用处。就像我们选择的交通方式一样，我们经常出现的场地并不是一个绝对中立的存在。有许多地方，比如说匿名戒酒会、恋物癖俱乐部、博彩商店或心理治疗，都有可能引发对我们的行为的推论，而这些信息我们是一定不希望分享在网络上的。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每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获取定位时，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在直接用隐私换取方便。对于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来说，它提供的服务是如此有用，以至于我们很乐意进行这些交易，尽管它们的条款依旧含混不清，令人非常担忧。

不管怎样，人们可能会认为确保自己知道他们的手机究竟在做什么是一种道德上的必然要求，但很可惜这个命题并不会如此简单。手机能够以多种方式调动单点数据的事实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复杂化，比如说，地图不是手机显示用户位置的唯一方式。生成地图所需的一系列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加速器、磁力计还有气压计——也能通过名为API或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结构通道将数据传递到手机的其他应用程序和服务器上。让地图上出现熟悉的蓝点的相同数据通过API使我们能够对照片和视频进行地理标记，“登录”社交媒体，并接收针对特定地点的天气预报或搜索结果，这一特定地点正好是我们正处于的位置。根据我们所使用的应用程序以及我们所授权的位置数据的访问程度，在我们穿越“地理围栏”的那一刻，特定地点的信息就可以提供给我们。数据将地球表面重新划分了区域分布，而这可能意味着从重要的安全警报到折扣优惠券以及博弈中的新实力等任何东西。

当我们带着智能手机走遍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在日常活动中制造出大量的数据，不过我们却不曾对这一过程留意太多。反过来，这些数据却有可能被包括手机和操作系统供应商、应用程序开发商、蜂窝服务提供商等在内的任何人搜集并利用。这些人只会为了他们的利益行事，而所行之事可能只有那么一小部分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但是获知这些人要想实现什么控制，却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我们需要把自己理解为神经系统，与外部世界相联系”

地图的真相其实在于手机设备的真相，也在于它们二者共同从属的更为宽泛的网络技术类别：不管我们在进行这个交易时所达成的交易条款是如何规定的，这个交易都为现在、过去和未来设定了标准。未来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文化背景某种程度上都将被这些条款所包涵的内容所定义。

我们已经离不开智能手机了，手机在全世界广泛地流行开来。手机越来越多地支配着我们所聚集的社会空间，甚至不能说是我们身体的延伸，应该说是直接嫁接在我们身上的一种网络器官。有手机的地方就有网络的存在，它们如饥似渴地攫取数据，将其转换成不同的形式以备后用，这一切都是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了手机之后我们也是无处不在，似乎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但却不曾真正融入过这些活动。

以这种方式联结起来的个人，当然也就不再是、更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理论所标榜的自主主体了。我们的任何自我都在由节点和链接构成的整个网格中被抹杀了——那些我们人格中的方方面面，即被认为是构成我们自己的诸如品味、喜好、能力和欲望等特质都被抹杀了。

除了产生一种新的主观性之外，它还能带来什么呢？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争辩道：下院应该以其原来的形式重建。用他那句著名的话说就是“我们塑造了我们的建筑，之后我们塑造的建筑又塑造了我们”。现在我们建立起了网络，它们也开始像建筑一样塑造我们了。

把网络主体描述为孤立的个体，这很容易，相当容易。谁让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特质就是“疏松多孔”呢？比起那种能够把自己封闭的严严实实的象牙塔，我们的用来保护自己的墙壁其实是漏洞百出，极易渗透的。工作侵犯了我们的私人时间，我们的隐私也置于聚光灯下，本该私密的东西被毫无顾忌地传播，以及心灵的修养和恢复场所都被越来越宽的外部世界所挤占。所以结果就是现在不管我们在哪儿，恐惧都如影随形。

这就是拥有网络器官的代价之一了：一种低层次、持续不断的对世界及其痛苦的感受，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和安全通知随时随地传达给我们。从中解脱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从这种与其他所有事物的连接中解脱出来。不过我们显然很难做到这个，不管从现实原因还是心理原因都是如此：网络现在几乎可以满足马斯洛金字塔的所有需求。而现在的难民最先要的居然不是食物、住所以及其他东西，而是一台智能手机。

我们需要把自己理解为神经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手机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比起满足某些现实的需要来说，使我们真正激动的反而是与外部世界持续不断的互动。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交互设计师们都学会了刺激和利用这个愿望：他们非常清楚，每当有人给你发短信，给你的照片点赞或者回复你的电子邮件，都会让你有所改变，让你的神经递质路径形成新的连接和脑回路，增加多巴胺带来的刺激逐渐消除后、再次触发整个循环的几率。它充分利用了我们对“肯定”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允许的话，它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告诉我们即使我们与他人相联系，我们也还是我们自己。从我们细胞中的DNA，到肝脏里的微生物，再到语言和更为高级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许其实什么也不是。到最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所构建的网络可能只是一种并没有多么高级的联系方式，一如既往地在那里等着我们发现这个真相。

随着我们逐渐完全意识到与他人的相互联系，接下来怎样的制度和权力关系将被建立起来还有待于观察，尽管近期政治风向的变动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些许线索。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些制度和关系都与那些现存的日常经验、甚至经历了几代人都还保持相对稳定性的那些经验体系毫不相干。我们分配资源，交换价值，以新方式探寻物质世界，相互分享我们的故事，组织起社区和政治体制……这些可能会采取一种全新的概念和实践方式来进行，这也首次打开了人人都有智能手机的未来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