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神经现实
本文经授权摘自《认知科学对当代哲学的挑战》
作者：李恒威
神经科学能说明
自由意志不存在吗?
里贝特是人类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实验研究领域的先驱性神经科学家，但驱使他开展意识的实证研究的根本动因是回应意识科学研究中的本体论问题，正如他所言：“研究脑活动如何与有意识的体验相关联或者如何产生有意识的体验一直是我的长久目标。我们的脑如何产生有意识的主观体验这个问题一直使我着迷。”
像这个时代的很多心灵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一样，里贝特也将物理主义版本的心—身问题（即“难问题”）视为意识科学研究中最神秘的问题。例如，他说：“最后，这些问题中最神秘的一点则在于，脑中神经细胞的物理活动是如何产生非物理的现象的（即有意识的主观体验，包括对外部世界的感官觉知、思想、对美的感受、灵感、灵性、深切的情感）？如何才能沟通物理（脑）与心智（我们有意识的主观体验）之间的鸿沟呢？”“或许我们能问的最深刻问题是：有意识的主观体验如何由脑中神经细胞的活动产生？即心智如何从物质中产生？”关于这个问题，他总的主张是涌现交互作用论（emergent interactionism），并提出了期望付诸实证检验的“有意识的心智场”理论。里贝特认为，“有意识的心智场”由脑活动产生，但在现象学上它是一个不同于脑活动的独立范畴。这个场（field）的首要特性是它有一种统一的主观体验的品质以及改变神经活动的能力。
- Dean Stuart -
意识研究的认识论原则
里贝特不是一个像克里克那样的物理主义者，他认为，有意识的心与物质的身—脑之间的差别是实实在在的，不论这种差别是本体上的（实体二元论）、属性上的（属性二元论），还是视角上的（视角二元论）。有意识体验具有不可还原的第一人称本质。因此，要理解意识的本性以及意识与身—脑的关系，那么认识论和方法论必然也有所不同。
对于心—身关系，里贝特的立场与斯佩里（R. Sperry）极为相近，持涌现交互作用论。它的基本内涵是：意识涌现自像脑这样的物理系统。尽管意识涌现自脑，但却不可还原为脑神经的第三人称描述，它是唯有第一人称体验才可通达（access）的。非物理的、涌现的意识体验对脑活动存在因果作用。
从这个立场出发，里贝特提出了两个认识论上的推论，也就是说要对有意识体验与脑的关系进行实验研究，那么在研究中必须遵守两个认识论原则：
原则1：内省报告作为实验的操作标准；
原则2：不存在任何心—脑关系的先验（a priori）法则。
关于原则1，有两点需要阐明。
（1）要研究有意识体验，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即只有体验者本人才能直接通达那个有意识体验。对外部观察者而言，确认一个主体有意识体验的唯一证据只能来自该主体对体验的报告。例如，在对接收来自身体感觉信息的脑皮层施加电刺激后，被试并没有感受到位于脑中的任何感觉；相反，他报告说，他在他身体的某个部位（比如手部）有某种感受，即使事实是手上并不存在任何刺激。因此，如果最初不要求被刺激的被试以如此方式对他内在的第一人称体验做出内省报告，那么任何外在的第三人称观察者都无法确证这种体验的存在并描述这种体验。再者，任何一个缺乏令人信服的内省报告的行为证据，都不能算作有意识体验的指示器，不论这个行为的目的是什么，也不论在这个行为中展现出的认知和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因为即使看似复杂的认知行为也有可能在主体没有觉知的无意识状况下发生。业已存在的广泛证据表明，人们可以在没有觉知到一个信号的情况下识别这个信号。里贝特提出，人们必须要在识别（detect）信号与觉知信号之间做出区分。前者可以是一种无意识的认知行为，而后者必然在主体那里被有意识地体验到。
（2）历史上，在科学共同体中（尤其是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和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主导的时期）内省报告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广受诟病和排斥。不过为了研究意识体验与脑之间的关系，里贝特并没有因内省遭到诟病和排斥而止步不前，相反，他毅然而谨慎地使用内省报告。“毅然”是因为他认识到：首先，唯有一个人自己的主观体验是他能够绝对确定的；其次，尽管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会对他人体验的内省报告的真实性进行评估，但通常都会接受他人对体验的内省报告。“谨慎”是因为他认识到：内省体验转换为言语报告时，会因习性和现场情感状态的可能影响而失真，因此里贝特采取了一个谨慎的策略，即他将最初的实验限定在那些非常简单的、不包含情绪内容的体验报告中。特别是，他提出基于约定的协议，实验可以在不诉诸被试的言语报告的情况下也能揭示被试的有意识体验，例如，用敲击键盘表示一个感觉是否被被试感觉到。
- Dean Stuart -
关于原则2，里贝特多次指出，第三人称可观察的“脑神经”事件与第一人称体验的“意识”事件在现象学上分属相互独立的范畴，它们既不能相互还原也不能相互预测。没有“先验法则”正是对意识体验与脑“在现象学上分属相互独立的范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回应。如果不打开“脑”这个黑箱，即使再精细的第一人称的体验报告在科学上也无法先验地揭示有意识体验“背后”的脑的工作机制。反之，即使你带着对脑的物理构成和神经细胞活动的精微完备的知识来观察脑，你所能看到的也只有细胞结构、细胞之间的连接、神经冲动、电生理事件以及新陈代谢的化学变化，你不会先验地具有任何如我所感受到的意识体验。因此，要科学地研究有意识的体验与脑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规则，就必须同时检查上述两个现象学上独立但相关的变量，以便发现脑神经结构和活动模式与有意识体验之间的对应。
在意识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尽管里贝特与瓦雷拉的形而上学立场不尽相同，例如，瓦雷拉认为，本质上不存在理论的修复或“额外”成分可以弥合体验与神经事件之间的“解释鸿沟”；但是，里贝特的上述认识论原则却与瓦雷拉提出的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方案有相近之处。神经现象学方案旨在寻求两者之间的契合，其中一方是意识体验所揭示的现象领域，另一方是由认知科学建立的神经领域（神经解剖和神经动力系统）。
有意识心智场理论
我们的主观体验基于广泛分布的神经网络，这些神经网络是由位于大脑各个独立区域的成千上万的神经细胞构成的，而我们的体验[例如一个视觉意象（image）]如何以一种统一的形式主观地表现出呢？里贝特将意识体验的整合单一的性质视为心—脑关系中最神秘和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对意识体验的统一性，里贝特也期望通过他提出的CMF理论来解决。
就意识研究的目前阶段，上述问题不同程度地处在哲学和科学研究的混合地带。当然，尽管心—身问题——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本质上是哲学的问题，但在里贝特那里，他将它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加以对待，并力图取得一个经验实证的解决方案。
意识研究的一个无法回避而又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仍然是经典的心—身问题。作为实验神经科学家，里贝特很难像哲学家一样对心—身和心—脑关系做主题化的论证，但里贝特对此有相当明确的立场和主张，并将其概括为五点。
第一，意识作为人性的核心条件。意识不仅是一个实在现象，而且是人性和整个现象世界的核心条件离开有意识体验，我们所感和所知的现象世界既无从构成也无从显现（manifest）。“我们的主观内部生活是真正与我们之为人相关的东西。”例如，“我们有自由意志这样一个我们对自身的深刻感受”是奠定人类社会交往的道德和法律责任的基础。
第二，意识体验的第一人称通达性（accessibility）。意识体验是第一人称的和主观的，因为唯有拥有此体验的个体才能通达它和报告它。“我们不得不将有意识的主观体验看作以某种方式从脑神经细胞活动的适当系统中涌现的现象。然而与物理的涌现现象不同，涌现的主观体验无法被任何物理方式直接观察或测量，因为只有拥有该主观体验的个体才能通达它。显然，这个系统涌现的主观体验并不同于对此负有责任的神经细胞的属性，它不是这些神经活动的一个可预测的结果。涌现的主观体验展现出独特的不可预测的特征，这不该让人惊讶。”因此，若抛开个体的主观报告，意识研究就不可能恰当地进行。
第三，意识体验对脑活动的依赖性和相关性。一方面，人们必须承认，脑是实现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智功能的物理器官，脑的适当的神经结构和活动对于生命的必要性无可置疑，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表明离开了脑还存在意识现象。“的确，对于心智能力，甚至是人格的本性依赖于并且有可能是受控于脑的具体结构和功能的各种方式，科学发现不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在有意识的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存在相关性。只有与脑中适当的神经活动相关时，有意识体验才出现。
第四，作为涌现的意识体验的不可还原性。里贝特多次强调，第三人称可观察的“脑神经”事件与第一人称体验的“意识”事件在现象学上分属相互独立的范畴——它们既不能相互还原也不能相互预测。一方面，意识体验是适当的脑功能的涌现属性；另一方面，尽管心智作为物理系统独一无二的属性从脑活动中涌现出来，但心智能展示出在产生它的脑神经中并不明显的现象。“单凭物理证据并不能直接地描述或解释主观觉知，包括灵性的感受、创造性、有意识的意志和想象。”第一人称的体验不能归结为第三人称的观察描述。里贝特称：“在对接收来自身体感觉信息的脑皮层施加电刺激以后，被试并没有感受到位于脑中的任何感觉。相反，他报告说，他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比如手部）感受到某种东西，即使实际上在手上没有出现任何状况。如果最初不要求以如此方式被刺激的个体被试对他内在的第一人称体验做出内省报告，那么任何外在的第三人称观察者都无法描述出这种体验。”
第五，意识体验的因果作用。与副现象论不同，里贝特认为心—身或心—脑的交互作用是双向的。在里贝特看来，如果没有意识体验对脑事件或过程的反向的因果作用，自由意志就是错觉。对里贝特来说，认为自由意志是错觉是不可接受的。
将上述五点概括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里贝特的立场与斯佩里同属于涌现交互作用论。涌现交互作用论认为：①意识涌现自像脑这样的物理系统——只要该物理系统达到一定的复杂层次；②涌现的宏观属性是非物理的，不可还原为脑神经的微观属性，并且是唯有第一人称才可通达的；③涌现的非物理的意识体验对脑活动有因果作用。
- Dean Stuart -
除了上面提到的涌现交互作用论的三个要点外，里贝特版本的涌现交互作用论的一些特有内涵反映在他提出的CMF构想中。与哲学家不同，里贝特似乎不认为心—身或心—脑问题是一个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即形而上学）的问题，即可免于经验实证检验的纯概念问题，相反，他把它视为科学问题。与查尔莫斯和麦金等哲学家对“难问题”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在里贝特看来，“难问题”包含两部分：意识体验的统一性和意识体验具有影响或改变神经元活动的因果能力。要满足意识体验的这两个特征，里贝特认为，可以将有意识的主观体验视为好像是一种场。
里贝特这样界定CMF：①CMF涌现自适当的皮层功能；②CMF具有意识体验的属性，即它解释了意识体验的统一性，尽管意识体验涌现自大量的神经元以及它们的突触的和非突触的交互作用；③它能反向作用于某些神经活动，因此它能影响行为输出，这就为有意识意志作用于脑神经活动提供了途径；④CMF在现象学上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它无法用任何外部可观测的物理事件或用任何已知的物理理论描述，只有拥有CMF，才能通达CMF，因此，它只能由第一人称检测，外部观测者只能从个体主体的内省报告中获得CMF的直接有效的证据。在这一点上，CMF无法被归入任何已知种类的物理场，例如电磁场、引力场等，简言之，CMF是非物理的（non-physical）。
“任何科学的理论，尤其是像CMF这样的理论，必须要经过认真的检验。CMF理论产生的重要预测至少在原则上可经实验检验。”那么如何通过实验来检验CMF 呢？特别是鉴于CMF的属性，它要求一种颅内的交流模式，而这种交流的进行不需要神经通道。为此，里贝特提出了一个检验方案。该方案的思路如下：①如果大脑皮层的局部区域能够独立地贡献于或改变这个更大的、单一的CMF，那么原则上可以获得一个隔离的皮层厚片，即将这个皮层区与脑的其他所有神经交流完全隔离开或断开，但保持它在原来的位置（in situ）并以某种完全类似它正常行为的适当方式使之保持活力和发挥作用；可以对实验的预测做如下检验—对这个隔离的皮层厚片进行适当的电或化学激活，如果它能产生或影响一个意识体验，那么就可以判定这种交流是以某种不依赖于神经通道的场的形式实现的。
根据这一方案，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CMF能影响神经元的活动吗？对此，里贝特认为：①对这个推定的CMF影响神经功能的能力的检验已经暗含在上述对CMF存在的检验中；②如果刺激隔离皮层厚片能诱发被试的内省报告，那么CMF一定能激活产生口头报告的适当脑区，由此为CMF能否影响神经元的功能提供一个直接答案。
- Dean Stuart -
CMF是为了验证“意识体验的统一性和意识体验具有影响或改变神经元活动的因果能力”而提出的，因此，如果关于CMF的实验结果是肯定的，那么它就验证了“意识体验的统一性和意识体验具有影响或改变神经元活动的因果能力”。正如里贝特所言：“假如实验结果被证明是肯定的，换言之，对神经隔离皮层的适当刺激诱发了一些可报告的主观反应，这些反应不能归因于邻近未隔离皮层或者其他大脑结构的刺激。这意味着，一个皮层区的激活有助于全体统一的意识体验，它是通过某种模式而不是通过神经传导的神经信息实现的。这个结果将为所提到的场理论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场理论认为，皮层区能够有助于或影响这个更大的意识场，它能为主观体验的统一场和神经功能的心智介入提供实验基础。”
如果抛开获得隔离皮层厚片的实际的实验困难，我们不禁怀疑：与笛卡儿的二元论的交互作用论相比，作为涌现交互作用论的CMF是否真的摆脱了二元论的困境？根据上述CMF界定的第一点，CMF是作为脑的涌现属性被提出来的；但根据第四点，CMF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物理场，它是非物理的。我们知道笛卡儿的二元论交互作用论的困境是先验的，因为心、脑两种实体的异质规定性逻辑上否定了心与脑发生交互作用的可能性。同样，CMF的困境也是先验的。
里贝特当然意识到了这种先验的困境，例如，他提到，人们之所以会轻易地排斥实验所取得的正向结果的前景，是因为CMF具有影响或改变神经元活动的因果能力的结果从基于物理联系和交互作用的脑功能的普遍观点来看是完全不可预期的。然而，里贝特显然不接受将CMF归于笛卡儿的二元论的阵营。他反驳道，CMF是作为脑涌现现象的一个“属性”被提出来的，因此，CMF显然不属于笛卡儿二元论的分离的实体的范畴；如果没有脑，那么CMF就不存在。所以里贝特说，如果人们要把CMF的界定视为二元论，“那么你应当认识到这种二元论并不是笛卡儿式的”。
里贝特试图以CMF解释“意识如何从物质中产生”这个“难问题”，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他陷入了概念的先验困局，这使他在很多地方表现出一些游移、不确定，乃至异常的看法。里贝特不赞同两面一元论（dual-aspect monism）。尽管我们认为两面一元论能更恰当地应对心—身关系问题。两面一元论否定存在两种不同实体，它将心智和物质现象视为一个单一基质的两个方面：主观的只对该个体通达的“内在”方面，以及代表外部可观察的物质结构和大脑功能的“外在”方面。里贝特对两面一元论没有给出明确的反驳理由，他只是依他的哲学性情（disposition）祭出科学的检验原则（证实或证伪），他说道：“这个理论（两面一元论）似乎无法检验，因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直接了解据称展示了如此两面的统一的基质。”并且，“不存在任何知道这个‘基质’是什么的方式，而且也很难解释这样的两种品质如何由相同的基质展现”。
“脑中的神经活动如何导致（cause）有意识的主观体验？”——这似乎是一个关于心—身或心—脑关系的不自觉的、根深蒂固的提问方式。经过深入的审查，我们得出：这种提问方式是科学物质论（scientific materialism）和二元论共同作用的产物。怀特海认为，科学物质论是近代世界观的基石，科学物质论“假定了一种不可还原的、粗鄙的（brute）物质的终极事实，这些物质遍及一个流变构形（a flux of configuration）的空间中。这样一种物质本身是无感觉的（senseless）、无价值的和无目的的。它仅仅根据外部关系所施加的固定的惯例（routine）做它所做的一切，而这些外部关系并不是出自其存在的本性”。另外，人类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将“心”“身”视为两种异质的“东西”—无论这个“东西”是实体、属性还是事件。如果当科学物质论界定的物质是终极事实时，那么“心”只能是物质世界以某种方式导致的“东西”。现在的怪异之处在于：物质导致的是一种与它自己完全异质的“东西”。并且，如果自由意志最终不是错觉的话，那么非物质的意识体验还会对神经活动有因果作用。面对这种由“心”和“身”的概念内涵所决定的先验困局，里贝特最终被迫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许不得不满足于有意识的主观体验如何与脑活动相关的知识，但我们可能无法解释主观体验为什么或如何从脑活动中涌现出来，正如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重力是物质的属性。我们接受每个根本的现象范畴存在，并且我们也接受这个现象范畴与其他系统的关系可以在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就被研究。”为什么质量有惯性？为什么质量表现出引力？为什么物质的行为具有波粒二象性？为什么水的成分是H2O？为什么带电导线周围环绕磁场？——也许对这些问题，我们只能揭示其中的关系，但不能对其中的关系项进一步做彼此的还原解释，即我们仅仅将其中的关系项具有如此这般关系作为事物本性中给定的东西接受下来。
简要评价
里贝特服膺科学必须可证实或可证伪的要求，因此，他对形而上学的立场是开放的。在他看来，无论是决定论的物质主义、非决定论、二元论还是一元论，它们都是人们持有的信念或信念体系；持有信念是一个人的自由（即便人们认为自己是在理性地持有一个信念）。例如，他说：“如果你想把主观体验当作一个幽灵，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一个信念或者信念体系无法加以科学的验证（证实的或证伪的），那么它仅仅是信念。但问题是，在科学最终证实或证伪一个观点、假说或学说之前，科学并非一个完全免于信念的活动和过程。在里贝特关于心—脑关系的科学研究中，我们能分辨出其隐含的信念系统，即他不自觉地持有的物理主义信念，因为唯有这样的信念系统才会以“物质导致心智”这样的方式来提出问题。我们认为里贝特对CMF的经验实证的检验不可能得到肯定的结果，因为他并没有澄清CMF所隐含的先验困局。
也许，里贝特关于心—脑交互作用的最后反思更能反映出他对CMF的矛盾心情：“心与脑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本质显然很难理解，因为它涉及适当的神经活动产生非物理的主观体验。如果对CMF实行一个如上描述的实验检验，那它有可能证实或否证这种对心—身交互作用可能的替代选择。杰出的神经科学家多蒂（R. W. Doty）曾对我说，他不相信一个CMF的检验会产生一个肯定结果。但是如果它确实带来一个肯定的证实，那么这将会在神经科学乃至一般科学中创造一个伽利略式的革命。”
的确，如果CMF被证实，那么物理世界的因果闭合原则就会被打破，这就为超自然的解释敞开了大门。例如，里贝特确实谈道：有可能一些心智现象没有直接的神经基础，有意识的意志有可能不总是遵循物质世界的自然律，“有证据表明一个完全的相关性（correlation）也许不会出现；可能存在一些有意识的心智事件，它们的出现似乎没有关联神经事件或以神经事件为基础”。当然，如果CMF确实打破了物理世界的因果闭合原则，那么它带来的结果的确堪称科学中的伽利略式的革命！不过，我们并不认为这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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