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岁月：人工智能的那些人和事（1）

来源：图灵人工智能

源头茫昧虽难觅，活水奔流喜不休。

——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e）

目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正在迅速崛起。现已面世的AI应用，琳琅满目，如语音输入、文本生成、图像识别、棋类博弈，智能搜索、自动驾驶等，它们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于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在其枝繁叶茂的表象里，驱动它快速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人工智能的未来又会有怎样的趋势？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1]，人类的“当前”，包含着从“过去”历史中拔萃出来的投影和时间选择的积累。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点缀之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前行之基础。故此，亦有“历史学，是最好的未来学”的说法。

因此，在上路拥抱“人工智能”之前，我们有必要“回眸”历史，看看在“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中，都有哪些有趣的人和事。

1.1 追问智能的本质

无疑，人类是具备智能的。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有了人类智能，我们还要发展“人工智能”呢？倘若要深刻理解“人工智能”的内涵，还得把“人工”和“智能”分开来思考[2]：什么是“智能”？为什么要“人工”？我们先来讨论它的核心内涵，什么是“智能”？

对“智能”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所谓智能，就是智力和能力的总称。比如说，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把 “智”与“能”当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来阐述。在《荀子·正名篇》有这样的描述：“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大意是说，人所固有的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能，谓之“知”。这种本能与万物相结合，通过后天努力获得认识，就叫“智”。也就是说，“智”和“能”都是人与环境交互的产物。从自然环境中感知和解析信息，提炼知识并运用于自适应行为的能力，就是“智能”。

在西方哲学里，Being代表存在。Should代表价值观。

中国另一位先哲孟子则说：“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能分辨是非得失，就是有智能的表现。而这里的“是非”之别，在西方，可用莎士比亚的名句 “to be or not to be”来浓缩，两者之间的活动——“应该”（should）即是智能[3]。在智能里，它既包含了逻辑，同时也包含了大量的非逻辑成分，比如说模糊、直觉、非公理等因素。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还需要“人工的”智能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重温法国科技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图1-1）的一个重要观点。

小时候，我们在背诵三字经时，开篇就有这么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如果斯蒂格勒的观点高度简化，可归纳出一个类似的说法，“人之初，身本缺”。

图1-1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具体说来，斯蒂格勒认为，人在根基处是一种缺陷性存在。其他动物一出生就拥有在自然中生存的特殊禀赋，而人类出生时却赤身裸体，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没有自身的属性或先天禀赋。“人类没有过失，有的只是起源的原初缺陷，它使缺陷的共同体成为共同体的缺陷。”[4]

因此，为了更好的生存，人类只有通过代具（prothèse）[1]——身体之外的工具，才能得以更好的生存。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也在技术中自我发明——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化。简言之，人因工具而成为人，人通过工具而成就自己。

比如说，人跑得不够快速，就发明了“代具”——马车、汽车、飞机等。人看得不够遥远，就发明了“代具”——望远镜。人观察得不够细致，就发明了“代具”——显微镜。

人类大脑看起来很发达，有没有缺陷呢？当然有！比如说，人脑记得不够牢、算得不够快，脑壳不够硬等。有如此多的“缺陷”，人脑难道不应该找个“代具”来弥补一下？

当然应该。是的，它就是我们本章的主角——人工智能。当然，最初它并不叫这个名字。实际上，大脑“代具”化过程，就是大脑逐渐“外包（outsource）”的过程。当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历程，可以浓缩为四个字：“脱碳入硅。”

此为何解呢？这是因为，人脑的主要构成元素为“碳”（碳水化合物的“碳”），而当前计机器的核心部件是CPU，其主要构成元素为“硅”（硅晶体的“硅”）。人类由于自身缺陷，主动外包或被动“让渡”自己大脑的部分功能，交给机器来完成（图1-2）。

图1-2 大脑的“外包”过程

机器在承担人脑外包工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智能，就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如果你注意到“Artificial”含义还有“人造的、仿造的、非原产地的”等含义，那么你就会对“人工智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1.2 复杂机器与智能

长久以来，人类为了弥补自身的短板，一直尝试“外包”自己的部分功能，假借于“代具”，增强自己在改造自然、治理社会的各项任务中的能力和效率，最终实现一个人与机器和谐共生、共存的社会。

著名人工智能历史研究学者帕梅拉·麦考达克（Pamela McCorduck）在她的《机器思维》（Machine Who Think,1979，图1-3）中指出：[5]“在复杂的机械装置与智能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联系[1]。”

什么是机械装置呢？机械装置，不过是人类智能的外在表达而已。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就叫“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所谓机器，其实可泛指所有拓展人类体能和智能的“代具”。而体能的“代具”，不过都是人类智能的物化形式而已。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内在因素（指“智能”）才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图1-3 帕梅拉·麦考达克与其著作《机器思维》

1.3 远古人工智能发展简史

1.3.1 远古神器与机器

前面我们提到，斯蒂格勒说“人之初，身本缺”。这并非是他信口之言，而是他从古希腊神话开始，缜密论证，为“代具”的诞生，找到了人类学和本体论的根源[6]。

“思维”（ thinking）”与“想（think）”是同源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也探究一下早期神话对人工智能的启迪。人工智能的知识根源和智能机器的概念，可在希腊神话中找到隐约可见的影子[7]。从意大利学者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开始，神话就开始被列为研究人类思维（thinking）的考察对象。

深层次的“想”，就是思考。要知道，开启现代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阿兰·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的那篇经典论文《Can machines think?》（机器能思考吗？）。

下面，为了探寻人工智能的起源，我们就从“神话”开始回想（rethink）起吧。获誉为20世纪最伟大哲学家之一的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曾在其著作《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指出[8]，“科学必须始于神话，并伴随对神话的批判。[1]”

前面我们提到“机械装置”和“智能”天然就有联系。在谈到与“机械装置”相关的神，最有名的莫过于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1]。在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神话中，赫淮斯托斯是一位技艺异常高超的火神、锻造之神与工匠之神。

宙斯（Zeus）的王杖和神盾、阿波罗（Apollo）的太阳车、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神杖、阿喀琉斯（Achilles）的盔甲、丘比特（Cupid）的箭及捆绑普罗米修斯的锁链，均出自赫淮斯托斯的“鬼斧神工”（图1-4）。这些神以及这些“神器”，为什么会出现在人的思维里面呢？其实就“人工智能”的初心：己所不能，诉诸造神。以神之名义，完成自己意愿。这些“神器”可视为人类对机器自动化渴望的一种心理投射。

古人说，风属于天的，我借来吹吹，却吹起人间烟火。

是的，神话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真实，而在于对世人想象力的熏陶。我们常说，

“敢想敢做”。“敢想”才是第一步，它是行动的起点。

1.3.2 古代复杂机器装置

前面提到，机器操作的复杂性与智能活动是有密切联系的。有据可查的最远古的复杂机器装置，莫过于安提基特拉计算机械（Antikythera mechanism）。它是古希腊时期为了计算天体在天空中的位置而设计的青铜机器。该机械的制造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150到公元前100年之间，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

安提基特拉机械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复杂科学计算机。如斯蒂格勒所言，人正是由于有缺陷：计算不够快、不够准，也记不牢，因此人们才想办法发明“代具”，代替自己去做运算。安提基特拉机械的设计目的是预测天象。抛开表象看本质，时至今日，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依然是“预测”。

“Robota”一词从捷克语派生而来，意为“苦差事”或“奴役”。

“机器人”一词，最早出现在1921年的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 1890－1938）的科幻小说《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书中首次使用了机器人的英文“Robota”这个词（后来才改成Robot），恰佩克用“机器人”指代一种取代人类工人的人工人类 [9]。

然而，在此之前，人造人类或动物还有一个近义词“automaton”，其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自动移动的”。这个词源的历史与亚里斯多德对生物的定义相一致，即生物是那些可以自行运动的东西。自动机器是无生命的物体，但借用了生物的定义特征：自动。

在公元1世纪的亚历山大时代，一些能工巧匠就开始制造很多自动化装置。例如，设计复杂的虹吸管网络，当水通过它们时，这些虹吸管会激活各种各样的动作，如鸟儿喝水、拍打翅膀和唧唧鸣叫等（图1-6）。

对机械自动化的向往，东方亦不缺乏想象力。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晋·陈寿）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说的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时，发明了木牛流马，其载重量为“一岁粮”，大约四百斤以上，每日行程为“特行者数十里，群行三十里”，为蜀国十万大军提供粮食。“木牛流马”反映的同样是人类对机器自动化的梦想（图1-7）。

除了体力上的代替，人们还梦想着拥有来自机器自动化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16世纪，西方开始发明一种更为复杂且逼真的机器——一种带有大头针或棒子的桶，当人转动这个桶时，大头针或棒子会敲击筒的不同部位，于是发出有韵律的“叮叮咚咚”的声音。是的，它就是音乐盒！

1650年，德国工程师A. Kircher设计了一种液压驱动的风琴（organs），它由一个固定的圆柱体控制，并配备一个会舞动的人形骨架。据说当音乐响起，骨架小人随之舞动，惟妙惟肖，动感十足。通过能工巧匠们的调试，这类设备还可以奏出不同的曲子。故此，也有人把其称之为最早的可变编程设备（programming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