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王宏筠的当天，北京气温已达到30℃，王宏筠从他的铁灰色奥迪A6车上下来，一身挺括的西装，打着领带，肩上背着一个超大的牛皮包。后来他对记者说，穿西服是因为多年在外企养成的习惯，一年中至少有10个月都穿西服。王宏筠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即使是在茶艺馆这种悠闲的环境里，也常常会给听他讲话的人一种时间紧迫的感觉。

　　我一直在期望成为一个千万富翁，一直期望有两套房子，一套在城里宽敞而且奢华的装修，一套在乡间舒适又气派的别墅。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天天在想，如果有了1000万元，我会怎么去花，怎么去享受生活。也天天在想，怎样才能让自己有1000万元，甚至更多。

　　人民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去了外企工作。20世纪80年代时，去外企工作是需要勇气的。那时候一听去外企工作没有几个家长会答应，一是工作不稳定，二是又不会有福利分房。我没管那么多，因为我听说在外企的工资比较高。我去的是美国的一家驻北京办事处，负责销售一些进口的医疗器械。

　　可能是我对于财富太向往了，在外企工资的高低与业绩是直接挂钩的，一个普通的职员与部门经理之间的工资差距至少有50%，部门经理与首席代表则差距10倍以上。刚工作半年，我就被提升为销售三部的销售经理，当时每个月的工资从260元，一下子就提高到了400多元，而且赚到的是外汇券，也就是说，我的工资相当于人民币680元。那是1987年的事情。之后的几年，我的工资和年底分红都是办事处中层中最高的，一直到1989年，原先美国公司派来的首席代表回国了，他推荐我成为了这个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当年的工资是800美元。如果按当时黑市价折算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

　　按理说，这应当算是很高的收入了，1989年时一个月可以赚到5000元钱的人就算是富人，可是我却一点儿没有当上富人的感觉。1992年年底，由于北京办事处的业绩十分突出，美国总部给予我个人1万美元的奖励。当时我自己已经攒下了30多万元，加上这1万美元，手里已经有了40多万元钱。当时这个数字在北京方庄买一套房子已经不成问题。按理说，我是那种特别喜欢享受的人，只要是可以给人以享受的事情，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去尝试一下。可当时我却宁愿还是住在筒子楼的14平方米的小屋里。肯定不是那间小屋让我觉得舍不得，对于公共厨房、公共卫生间，我早就厌烦了。当时的原因是，方庄那套看过4次的两居室没有我想象中的房子好。我更向往一种极为豪华舒适宽畅的房子。

　　1993年的春节，我一个人在屋子里，阅读了台湾的一本杂志，杂志上写着：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每年拿出2000元台币用来投资，每年投资的利润可以达到20%，那么他大概在40岁时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好像是这样计算的，其中的具体数字我真的回忆不起来了)。20年，这个概念让我当时有一种沮丧的感觉。赶紧拿出了计算器和所有的存单，那一天我就是特别想算一算到底什么时候我能够攒到自己的第一个100万元，什么时候我能够看到自己的第一个1000万元。我是从上午10点开始算的，大概中午时知道自己如果仅仅依靠目前的工资赚到1000万元，除非我的工资可以再增长100倍，即使这样也需要20多年的时间。

　　当然，我没有马上就辞职，而是一直在寻找机会。当时我想过，如果靠40万元自己生产一个产品，不是不行，不过那可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我想赚钱，又想比较轻松地、舒适地赚钱，那就只有捡现成的产品来经营了。那时候大量国外的产品在中国寻找市场，只要找准了，给一个产品做中国总代理，就可以赚钱。我开始留心与这些公司的人接触，希望寻找一个比较好的代理项目。

　　一天午饭后，我一个人到赛特饭店的酒吧里休息，坐在吧台上喝着啤酒。一个老外坐到了我的旁边，老外想抽烟，向我借火。当时已经2点多钟了，酒吧里的人陆续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了，我没有注意到酒吧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老外烟抽得很猛，一杯酒的工夫就向我借了3次火。第四次向我借火时，他开始与我聊天。互换了名片后我才知道他是意大利佐利雅建材公司的副总裁，到中国来是想了解一下市场，并且寻找在中国的总代理。他对我说，他们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一种专门为别墅或者是复式结构房屋的露天阳台设计的玻璃顶棚。他在北京好多处地方看过之后，觉得这样的产品在中国没有销路，因为当时北京几乎没有多少别墅，更不要说大面积的别墅区了。但这却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我知道，从1992年开始，北京郊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别墅。于是，我与他聊了很久。当天晚上，他还专门请我去吃了顿饭。

　　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刚刚进入办公室，电话就响了，是那个副总裁打来的。他对我说：“王，我可以给你比现在高10倍的工资，你来帮助我办起这个办事处吧？”我对他说：“你最大的目的是想在中国打开市场，还是想在北京先站住脚？”“当然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这两个并不矛盾。”我告诉他，这对于我来说却不是一回事。如果仅仅是想在北京站住脚的话，我可以给他介绍更合适的人选，因为我已经决定为自己做事情。所以，如果想打开中国市场的话，我希望能够成为这家公司产品的中国总代理。他一听更是一惊：“你这样太冒险了，如果无法打开市场的话，你个人是要受到经济损失的。”我对他说，这一点我已经考虑到了。其实我没有告诉他，昨天晚上聊过之后，我料到他会再来找我，所以当晚几乎一宿没睡，将家中所能够找到的有关北京房地产的信息全翻了出来，并且一一分类认真分析了一遍。从分析中我清楚地知道，这的确是一个很冒险的行动，因为我需要自己去培育市场，这可能需要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可是如果我坚持下来，这个市场却是相当广阔而且利润丰厚的。

　　我的决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因为他的公司可以减少支付相当大的一笔费用。所以他很痛快地就答应了，随后的两天里，每天晚上下班后我与他会面，将代理协议等细节认真讨论。之后他回国去与董事会商讨，大约10天后，他又回到了北京对我说：

　　“王，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

　　现在说起这个“合作伙伴”来是很轻松的。可是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开拓市场，我将自己的全部40多万元钱都投入了进去，当时此类的产品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安装成本相当高。而最关键的是，每个月都要支付工人固定的工资，不论是否有生意。加上必要的广告费用，40多万元那时候特别不经花。一年的时间，30万元全进去了，却没有做成一笔生意。我当时想如果有200多万元的话，一定会在北京所有的媒体上做整版的广告，不信还会没有生意。有一段时间，实在有些撑不住了，我甚至想拿着剩下的10万元去广州全部用来买彩票。

　　在我已经弹尽粮绝，连向朋友借的5万元钱都快用光时，我接到了机场路附近别墅区的工程，一共有7家要安装，使我一下子就赚到了20多万元。之后通县的别墅、顺义的别墅、昌平的温泉别墅，生意一个接一个，工人加班加点都做不完。

　　到1995年时，商品房中大量的复式结构出现，我的生意更加火爆，意大利公司看到市场开拓得如此好，又给我让出了2%的利润。我也开始将业务发展到广州、深圳以及上海。我用了5年的时间就赚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0万元。

　　你知道我当时最想做的是什么吗？我最想做的是将我那两年的损失给自己补回来：为美国公司做首代的时候，去马克西姆餐厅花几百元钱吃西餐是情调，而且从来不在意到底花了多少钱，自己创业时吃不惯方便面，结果蛋炒饭就整整吃了两个月；为美国公司做首代的时候，与朋友见面、聊天出入的是五星级酒店，或者是每晚消费1000元左右的酒吧、歌厅，自己创业时却只好去街边简易房的餐厅，一边点菜一边算大概花了多少钱；为美国公司做首代的时候出门有公司的公务车，或者打出租车，自己创业时却只好近路骑自行车，远一点儿的乘坐公共汽车……

　　其实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贪图享受了。

　　1999年，我去广州时，住进了广州白天鹅宾馆，那一次我要的是总统套房。6000美元一天的费用，我一下就交了3万美元准备住5天，可是第三天早上我就结账，换了普通的标准间。不是因为钱不够，而是在总统套房的两个晚上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第一天住进去时，我自己都震惊于总统套房的豪华装修。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绕着总统套房看来看去，感觉上是在参观博物馆一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自己吓了一跳，半天没想起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到了晚上，我却几乎一宿没睡，没有了新鲜感后，自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我开始想自己到底算什么？当时脑子中只有一个词儿：“暴发户。”我开始觉得一个人的身价不是用花多少钱可以买来的，所谓的“贵族”也不是你花了钱就成为了“贵族”。

　　回到北京后，正好我在凤凰山的别墅已经建好，正在准备装修，我开车去了一趟，很奇怪，没有装修过的别墅反而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很亲切、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