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背心的老院士，86岁，重病，还在敲代码，单手！

昨天有幸看到了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位老先生穿着朴素的白背心，伏在桌上，对着电脑，一手按着写满密密麻麻数学公式的本子，另一只手仅用单指吃力又缓慢地按着键盘。

老先生全神贯注地研究

他是 “背心院士” 高伯龙先生，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位毕生致力于科研学术、为国家默默奉献了几十年的伟大科学家。

高伯龙院士这一生都平凡朴素、默默无闻。学生撰写的论文，他往往仔细推敲，提思路、出观点、改论述，却从不在论文上署名。

直到这短短几秒的视频曝光的一刻，高伯龙院士才第一次被公众知晓，可谁知，短短几年后，他便与世长辞，享年89岁。

高伯龙院士吃力地操作键盘

高伯龙院士毕生兢兢业业，严谨求实，教书育人治学。科研上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教学上传道授业，蜡炬成灰，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无数人才。

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了更多高伯龙先生的生平和伟大事迹，所有内容都值得和大家分享学习。

以下部分内容来源：中青在线网、北京日报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军报记者微信公众号、科技日报。

他的贡献

高伯龙院士称得上中国激光陀螺第一人。

激光陀螺究竟有多重要？现代战争中，以激光陀螺为核心部件的自主导航系统，能使飞机、舰船、火箭、导弹等运动载体不依赖外部导航信息，不受各类通讯系统的限制，精确制导。这项技术，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掌握。

因为这小小的陀螺，我国有了实现精准打击的有力神器，有了挺进深蓝的尖端仪器，有了制胜战场的神兵利器。让我国成为全世界第四个能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而创造这一佳绩的，就是高伯龙领衔的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团队。

这项高精尖的研究，最初起源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留下的两张小纸片。

上世纪60年代，在激光诞生后不久，“环形激光器”作为新型导航设备的核心，引起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家的普遍关注。当时，美国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激光陀螺仪，引发了世界导航领域的一场革命。

钱学森以他对新技术的敏锐，建议国防科技大学开展激光陀螺研究，并将激光陀螺的大致原理写在纸片上，交给了学校一位领导。学校迅速成立由高伯龙、丁金星等13人组成的课题组，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激光陀螺研制。

在承担这项任务之前，高伯龙的兴趣一直都在理论物理研究领域，而非应用物理。放弃被自己视作学术生命的理论物理研究，转而从事应用物理研究，对高伯龙来说是最为痛苦而艰难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毅然投入到研究之中：“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

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显而易见：激光陀螺研制不仅集成了光、机、电、算等众多高技术，更涉及超高精度抛光、极低损耗镀膜、装配总成等尖端工艺。以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与工艺水平，这项研究简直比登天还难。

创业之初，团队什么都没有，“就连铁架子、点焊机、高压电源这些最基本的器材都是自己做的。”更要命的是，他们连制作激光器用什么材料也不知道。但他们没有放弃。没有实验场所，把废弃食堂改成实验室；没有软件，就自己动手编程；经费不足，就利用废弃材料自己造设备、搭平台。

高伯龙教授在指导科研人员调试激光器

最终，他们成功了。第一代环形激光器实验室原理样机，某型环形激光器实验室样机，一个接一个诞生。中国第一台环形激光器工程样机，也在1994年诞生。为了这最终的工程样机，近60岁的高伯龙重新当起了学生，开始自学计算机编程知识。

他的为人

高伯龙院士从不做空对空的所谓理论研究。

由于保密等原因，高伯龙在参与激光陀螺研制工作数十年间，仅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但每一篇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指导性。他从来不做空对空的所谓理论研究。

高伯龙对科学研究的严肃态度和严谨学风，也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深刻影响着他的弟子。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是高伯龙衡量评价他的博士生、硕士生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他交给学生的课题，几乎全部是激光陀螺研制中急需解决的攻关课题，有时甚至是研制国外禁运的先进仪器设备，难度很大，以致出现过受邀参加他的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的专家，误以为是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的趣事。

如今，他的诸多弟子已成为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研制领域新的领军人物和重要技术骨干。

高伯龙在1995年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记者采访时说，“我始终认为，我想干成的一件事一定能干成，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高伯龙和其团队像陀螺一样围着轴心转，才有一次次艰苦鏖战，突破了一项项理论研究难点，攻克了一个个技术工艺难关——1976年，高伯龙撰写的《环形激光讲义》一书出版；1984年，实验室样机研制成功；1994年，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诞生，我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世界上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工作时严肃认真，生活中和蔼幽默。

在外人看来，高伯龙院士每天都在实验室工作，眼中心里只有激光，平时不好打交道。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高院士既关心国家大事，又关爱同事家人，工作起来严肃认真，生活中却和蔼幽默，至情至性。

高伯龙正在进行科研工作

2008年初，一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长沙，电力供应极其紧张。那段时间，实验室只有晚上有电。高伯龙为了工作，他白天睡觉，晚上做实验。博士生小文回忆，“那段时间，校园里积雪很深，高老师穿着解放鞋小心翼翼地走着，坚持每晚到实验室来观察数据，指导试验，而且总要一直工作到清晨停电后，才步履蹒跚地回家。即将满八十岁的老人了，我们这些学生看着既钦佩又心疼。”

高伯龙院士在学术上极其严谨细致。学生撰写的论文，他往往仔细推敲，提思路、出观点、改论述，却从不在论文上署名。高院士在发表论文上更是谨慎，且坚持只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论文，近10年来仅在《中国科学（英文版）》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了10多年来在环形激光器研制方面的主要成果。

在生活中，高伯龙是一个慈祥而又不失幽默的老人。除了醉心于激光研究，高伯龙还喜欢阅读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年轻时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书中典故至今能信手拈来，对鲁迅先生的作品也很熟悉，有一次跟学生聊天，提起《聪明人、傻子和奴仆》，他还开玩笑地给在场的人对号入座。

虽然年事已高，高伯龙每天坚持读报纸、看电视，关注国家大事，而且喜欢与当过教师的老伴讨论，写时评。他的时评文笔犀利、一针见血，多次被媒体选用。老伴听力不好，去医院看病听不清医生的话，高伯龙就陪她一起去，认真聆听后再把医生的嘱咐详细写给老伴看。他的象棋下得好，经常与家人、朋友对弈，赢了固然高兴，偶尔输了却也非常开心。

高伯龙院士在病房坚持查阅资料

他的经历

身处逆境仍思科学强国。

高伯龙籍贯广西岑溪（目前为县级市）归义镇谢村，1928年6月29日生。抗战时期为躲避战乱曾随母亲回岑溪居住。此后随其父辗转各地，曾就读于南宁、梧州、桂林、杭州、武昌、岑溪、宜山等地的多所小学，也曾休学在家自修。他两次跳级，小学毕业时10岁半。在家自修期间，全家居住在乡下，信息闭塞，父母又忙于工作，竟然错过了报考中学的时间。1940年9月，他考进蜚声战时大后方的桂林汉民中学。

然而，战火打断了高伯龙的学业。1944年9月，高伯龙进入高中二年级学习仅两个月后，日军即进犯广西。高伯龙随学校撤退。国难当前，年仅16岁的高伯龙决定投笔从戎，抗击日寇。当年即同报名从军的同学一起，徒步前往四川入营。然而目睹国民党军队腐败，而他所在青年军大部并未开赴前线作战，从戎抗敌的愿望破灭，他更加坚定了科学强国的志向。

抗战胜利后，高伯龙重返校园读书。幸运的是，高伯龙又进入一所名校——上海中学学习。他在该校仅读了高二一年，即于1947年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报考清华大学时，在数学系和物理系之间颇多考虑，最后以物理学家必兼数学家的看法而选择了物理系。1951年毕业时，他被评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当届两名优秀学生之一。

**毕业分配时，高伯龙希望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这是他热爱和擅长的方向，但最后却被分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三年后的1954年，高伯龙被哈军工选调到该校物理教授会，担任物理教学工作。除普通物理外，他还讲授热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课程，并为全校干部师生讲授过带有普及性质的原子武器大讲座。

因工作出色，高伯龙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学院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1956年即晋升为主任教员、讲师，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他于1960年主编的三四十万字的《大学物理学》教材得到学院的高度评价，学院曾对他作出如下评价：“教学效果好，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都比较有声望。”

高伯龙指导博士生工作

参加工作以后，高伯龙对当时“重政治，轻业务”的现象和做法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只有多读书钻研学问，多做实际研究工作，才能报效国家。抱着这样的信念，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高伯龙受尽磨难，险被发配农村改造，多年身处逆境之中，但高伯龙始终未曾泯灭科学强国的梦想，始终孜孜于学术研究。其日益深厚的理论物理造诣，为他在激光陀螺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一穷二白起家，42 载艰苦跋涉，为了这方寸之间的国之重器，最后，他却付出了身体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