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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工作、生活的层层重压下，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科研人员因病逝世的消息屡屡传出。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今年10月份至今，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已有至少5位优秀青年学者倒下。他们都才40出头！（同济大学李斌教授终年53岁），都正处在生命的黄金年纪，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健康不容忽视。

左起：李晓峰、孔维治、司佳、张目强、李斌

李晓峰 41岁

2020年11月2日19时30分，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教师李晓峰，因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无效，不幸于在北京市逝世，年仅41岁。

李晓峰2006年9月博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同年留校工作担任讲师，2020年7月晋升为副研究员。

他长期从事国防领域教学与科研工作，在侵彻引信、群弹药引信及虚拟试验技术等方面做出重要学术贡献，先后指导研究生14名，所主讲的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主持科研项目16项，获得国防科技进步奖3项、军队科技进步奖1项，出版专著2部、教材1部，授权发明专利12项，发表论文10余篇。

李斌 53岁

10月5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同济大学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李斌在同济大学不幸离世，年仅五十三岁。

李斌199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本科；1994年赴日本大阪大学留学，获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2000年起，任大阪大学助理教授；2004年起，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兼任Architectural Science Review (ASR)编委委员，中国环境行为学会（EBRA）副会长，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养老设施专业委员会委员，无障碍建设工程联合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专家委员、副秘书长。

他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的教学、科研和设计工作，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为建筑设计理论与环境行为方向培养了大量优秀专业人才，带领团队完成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环境设计等项目；积极推动国际间的学术合作，对促进中日建筑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司佳 42岁

2020年10月11日16时46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司佳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在上海长海医院逝世，年仅42岁。

司佳，上海人，她2001年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留学，2006年8月获博士学位。2006-2007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讲师，兼任圣约瑟夫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2007年8月起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2016年11月晋升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G-COE项目博士后研究。她于2008年获上海市晨光学者基金，于2014年获得“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司佳的专业和研究专长是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近代城市社会史、出版史等。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工作的13年来，她一直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先后开设“西方中国学研究文献讲读”、“近代史研究专题讲座”、“专业英语”及全英文授课的“西方人在中国：1500-1900”等课程，著有《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出版译作《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并发表论文三十篇。

张目强 44岁

2020年10月23日23时，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目强因病于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年仅44岁。

张目强2000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取得法学硕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生前任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法、世界贸易组织法。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理事，安徽省法学会港澳台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合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安徽省律师协会涉外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张目强同志长期从事国际贸易法、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5项,出版专著1部，是安徽省“省级教坛新秀”、安徽大学优秀骨干教师。

他的英年早逝不仅是安徽大学法学学科，也是安徽省法学领域的一大损失。

孔维治 44岁

2020年10月31日，长安大学研究生院教师孔维治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4岁。

去世后，孔维治老师眼角膜捐献给了陕西省红十字会，将帮助两名盲人重见光明，遗体捐献给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生命在医学教育事业中延续。他的名字也被刻在了“大爱”丰碑上，被世人永远铭记。

中国科协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长为8.6小时，最长工作时间每天16小时。

高学历者每日工作时间更长，睡眠缺乏情况严重，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

同时，博士和硕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周花在运动上的时间都不足5小时，显著少于其他学历群体。

除此之外，一些常见的职业病，在科研人员身上发生的概率也较高。甚至有人说，科研正成为一项“高危性”的工作。

据中国科协的调查结果显示：

 

四成科技工作者患有某种类型的常见疾病，患颈椎和椎间盘疾病的比例最高为22.4%，其次是高血压为7.8%、关节炎为7.5%；

三分之一的科技工作者存在长期身体疲劳或腰背酸痛等亚健康症状；

近三成的科技工作者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科技工作者群体中的体育人口比例不到四分之一。

2015年，杭州市科协的一项调查显示，杭州市科技人员中，高血压、颈椎病高出其他人群3倍以上，亚健康的比例达到50%以上，还有易疲劳、神经衰弱和情绪不稳等亚健康的表现。

那么，科研人员该如何冲出亚健康？

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彭思龙曾以《科研生活：冲出亚健康》为题，分享了他的心得。分享给大家：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让人遗憾的消息，一些风华正茂的学生以不恰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些年富力强、卓有成绩的科研人员非正常离开了人世。

谈论中，大多数对这些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我国的科研人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怎么才能避免出现这样的状态？

 

我们平时看到很多科研人员满腔热情，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我个人少量的观察，大多数人并不是很健康，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前列腺炎、心肺病等，这些大多数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病，却过早出现在了中青年人的身上，尽管有时候并不严重，但是也是疾病的前兆，我们称之为亚健康，发生这样的现象是有原因的。

以下几种导致这种现象的副作用是我个人的体会。

 

一是人情社会的交往模式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是个人情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每个人都被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同事所包围，每个人都在介入别人的生活。

因此，大多数时候，国人都要忙于应酬，而应酬的主要方式就是喝酒吃饭。科研人员一样不能免俗，有时候为了课题，为了一个团队的发展，也需要同样的交往。

交往多了，酒宴也就多了，身体自然就消化不了这些交往带来的副作用，亚健康就自然产生。

 

二是社会物质发展转型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中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物质的快速丰富，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极度匮乏，到了现在的随意吃喝，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是我们的消费和饮食习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身体对食物的消化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应的。

比如，一个朋友跟我去内蒙古考察旅游，一天三餐羊肉，他胃口好，每顿都吃得比较饱，第三天晚上，就得了急性肠胃炎。

由此可知，我们改变了饮食结构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可能还没有很快地适应当前的饮食结构，因此各种消化疾病自然就容易产生。

科研人员可能在饮食上稍微注意一些，但是固有的习惯和新的形势之间的不协调，同样产生身体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最终表现为亚健康。

 

三是急速发展过程中的功利性带来的副作用。

由于我国社会处在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快速的发展使得所有人对未来的期待抱有很高的目标，各个不同集体之间需要在社会中调整自己的位置，谁都不想落后，于是各种竞争性的考核机制诞生了。

这些考核机制假定过去的速度至少保持不变，体制里的人是能量无限的，因而很多考核也比较超前，而且是快速变化的。

可是，人并不是能量无限的，因此，处于这个考核体制中的所有，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都比较焦虑，这种焦虑正是很多心理和生理疾病的直接诱因。

 

四是历史性人才断档带来的副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技术性人才的断档。于是大量的年轻人提前进入了战壕，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并不是非常成熟的团队承担着一些关键的工程，这时候，很多环节都充满了风险。

只要是比较负责任的领导，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团队失败。当遇到一些需要持续好多年的大工程时，压力可以摧垮哪怕是最坚强的人。

 

如今看来，人才的断档似乎是解决了，但是一个较大的后果是，中青年占据了大部分重要的位置，后来者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和上一代比，晋升速度就要大大地放缓，甚至比正常还要慢，他们遇到了玻璃天花板。

错了，以前是玻璃天花板，现在就是玻璃钢天花板，如果没有超强的实力，是很难突破这层天花板的。

这也造成了上位者劳累，后进者忧虑。不管是劳累还是忧虑，都是亚健康的主要凶手。

 

五是社会抚养教育模式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的青壮年不仅仅要面对工作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现状也让他们多了很多的负担。老人大多数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病，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照顾。

而我国的教育氛围也让一个家庭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教育一个孩子，大多数时候会牺牲一个成年人的大好青春。

这种对上的养老，对下的过度付出，导致我国的中青壮年拥有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三座大山：老人、子女和事业。

前不久跟一个朋友聚会，他年纪不大已经满头白发。他就是在我国典型的三座大山下的科研人。

六是医疗保障体系的缺陷带来的副作用。

我们的医疗体系迄今为止还只是关注表面的疾病，比如每年体检一次，但是很少有控制疾病的作用。

其原因在于，这些手段只能发现外在的病，而不能发现潜在的病，更不能阻止病情的发生。实际上，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面临社会的亚健康，于是大量的临床心理学诞生了。

尽管我国的心理学已经拿来了一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就个人感觉，在社会生活中还没有形成气候。除了一些明显不正常的人去看心理医生，一些看似正常，实质上已经亚健康的人，更需要心理介入。

根据上面个人的简单观察，避免亚健康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对于人情交往，有所为有所不为。

交往是一把双刃剑，所有人都觉得累，但是都被这种氛围所绑架。适当地放下，有节制地往来可能是必需的。

二是饮食结构需要调整，身体要适当锻炼。

三是对各种考核看得淡一些。

与其去符合急功近利的考核，还不如静下心来，好好做点有长远意义的科研。

四是人才要分流，不能总走独木桥。

要做的事情很多，可做的事情也很多，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别人现在认可的事情，走自己的路才很重要。

五是养老服小，在可见的未来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只能想办法处理得更好。

六是抽点时间看看中国古典文化书籍，看看现代心理学，自己给自己咨询，可能会减少不必要的担忧和焦虑。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去专业咨询。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否处于亚健康，自己应该能够有所感知，并且尽可能了解其原因，避免一些明显的诱因，主动寻找跳出亚健康的出路，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怕健康而放弃了事业，在放弃和追求中间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可能是我们主要要思考的。

希望我们都能晚点进入亚健康，为了幸福，为了事业，早点冲出亚健康。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自我调节和注意很重要，但很多科研人员健康状况堪忧的根本原因在于科研体制与管理方式的不健全导致的身心疲惫。

有一项调研显示，从心理自我实现的角度看，超过半数的科研人对本身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或不太满意，其中，一般占46.79%，不太满意占9.43%，还有非常不满意占0.38%。

造成这个结果的究其根本还是中青年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瓶颈高，层层指标，非升即走的制度造成了上位者劳累、后进者忧虑的现象。

因此，进一步健全、完善的科研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医疗体系，让科技工作者都能在宽松的科研环境、充分的经费保障、先进的医疗条件下工作，才能在保证科研成果的同时，避免继类似悲剧续发生。

本文转自：科研大匠

本文来源各校官网、科学网、中国科学报，仅用于学术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