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最不确定的东西，这种不确定性甚至超过了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和把握。因为历史是由无数个细节生成，而细节往往是最不可告人的充满了玄机的隐秘。以往的历史常常忽略细节，而只看重规律本身。规律是什么？规律就是抽象，是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一个总结，是一种粉饰。而细节却经常表达和透露民间的思维，民间思维在历史中虽然处于相当的弱势，但却更接近事实和真相，并对规律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不久前看到一本类似小说的书，叫《最后一个刺客》（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家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司马非马 著），这部书给了我一次非常愉快而又深刻的思考之旅。

 

司马非马是一位旅居美国的学者，钻研先秦文化多年，曾出版过传记小说《孔子》（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他根据自己丰厚的历史学养和奇妙的个人想象，将孔子这个被我们世代仰慕的圣人，恢复成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一个在战乱时代左右逢缘的谋士，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和重视。

 

在《最后一个刺客》中，他写了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三个刺客——曹沫、专诸和荆轲。荆轲自然是家喻户晓的刺客，以至成了后世崇拜的英雄。但是在司马非马的笔下，荆轲只是一个被人盗用的符号，因为叫荆轲的这个人早在刺杀秦王之前就死了。顶替他去的是个叫庆辂的杀手。他本来是荆轲的结拜兄弟，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天下第一刺客，用计将荆轲害死。真荆轲死的偶然、轻易，默默无闻，假荆轲死的也没有轰轰烈烈。因为无论真假，历史只承认荆轲这个名号。有人也许设想，假如真的荆轲没有死，假如他去刺秦，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可惜历史没有假如，只有真假。历史在关键的时刻与人们开了个玩笑。所以历史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合理、悲壮、英雄主义，它经常是没有逻辑的、琐碎的，甚至还是可笑的。

 

曹沫没有荆轲有名，《史记》上称他是第一个因刺客而出名的人。可是在司马非马看来，他是个假货，不仅不是刺客，就连杀手都算不上，只是个为利益驱使的没有头脑的莽夫。他与管仲结为知己，是什么知己呢？书中说，两个人经常一起切磋剑术，管仲每次都故意输给他，而曹沫却浑然不知，但是管仲又想办法让他清楚，自己的心计比他高明，以此来维持和平衡两人的关系。书中写道：“朋友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买卖关系。你什么都不如人，人家不会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你什么都比人强，人家也不会愿意交你这个朋友，有买有卖，才能够有来有往。”后来管仲当了齐国的宰相，而曹沫做了鲁国的将军。管仲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也为了提升曹的地位，与曹策划导演了一场未遂的刺杀齐王的戏，虽然客观上成就了各自的国家，但是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相继得到了名声与地位。书中分析了刺客与杀手的不同，颇有意味。杀手是为了利，为了生存去杀人挣钱；而刺客是为了名，用自己的生死去改变历史的进程，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曹沫想当刺客，到头来不过是个三流的武生演员，而管仲则不愧为一个精明的导演。不过，话说回来，这两人虽然属于买卖关系的朋友，但是在这种买卖关系中，两人却一直保持着相互的信任，甚至还有一丝的江湖义气，这恐怕是我们现代人所没有的默契。

 

相较三人，专诸也许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刺客。但是不幸的是，他成了统治阶级角逐权力的工具。公子光是吴国的王族，为了篡夺王位，他结识了一心想当刺客的专诸，并将自己的情人潇潇子转手嫁给他。经过多年准备，最终将吴王刺死。公子光顺利当上了国王，潇潇子也成了风流寡妇，而专诸虽然杀身成名，实现了自己渴望的永垂不朽。可是这个不朽却只体现了一种工具意义上的不朽，价值贬损，他和他的后代也随着岁月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公子光利用专诸的谋略正应了孔子的话：“惠而不费”，意思是说，既能施惠于人，又无须自己破费，这便是权力阶层所追求的一本万利。

 

当然，这些所谓的历史细节，多数应该是司马非马先生的文学想象和推测，因为即使是《史记》的《刺客列传》给他们每人无非就几百字的记述。但是透过书中玩世不恭甚至嬉笑怒骂的人物与故事，我却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它比历史学家崇尚的宏大历史叙事以及总结出的必然性规律更生动，也更可信。它复活了几千年前的一段另类史实，提醒我们历史的非理性因素和不确定性或许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本质。读了这样的书之后，如果还有人拿历史的宏大经验来说事儿、教训人，那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睬他。

 

                            （此文已发《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