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刘恒快三十年了，作为曾经的同事和他小说的责任编辑，我只写过他一篇文章，还是在二十多年前。有时候特别熟悉的人反而不知道从何写起，因为一想起往事，各种记忆像开闸的水一样涌满眼前，让人很难落笔。1985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文学》杂志社小说组工作，刘恒也在这里当编辑，那时候他还没有戒烟，瘦高，经常是窝在一只老式的沙发里看稿子，手里掐着烟头，嘴里不时喷云吐雾。据说，那个沙发老舍、杨沫、汪曾琪、王蒙等前辈作家都坐过，我相信刘恒是沾过他们的仙气，因为他们都在这里做过文学编辑。
假如刘恒没成为著名的作家，那他肯定也是个非常优秀的文学编辑，不少作家和作品是经过他的手而为人所知的。北方有个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就是经过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润色删改而发表的，后来这篇小说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个编辑帮作者改稿子，并且他的修改能让作者有所感悟，由此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样的编辑才是真正的好编辑。我也是受到过他鼓励和帮助的一个作者，当时我写一些小说，经常请他看，他每次都非常认真地阅读。记得我写过一篇模仿美国后现代作家纳博科夫叙述风格的小说《做贼》，其中用了很多解释性的括号，他觉得这种表达挺有意思，并对标点在括号中的使用与我探讨，让我收益非浅，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在了《青年文学》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的两部小说《黑的雪》《伏羲伏羲》已经分别被导演谢飞和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本命年》和《菊豆》，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也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已经是个很有名的作家和编剧了。我接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写作。头一次写剧本真是无从下手，我拿着写好的草稿请他帮忙。第二天，他竟然帮我修改了近半集的戏，有的部分几乎是他重新写过。这种言传身教的帮助让我对戏剧有了非常深刻的领悟，使我顺利完成了这部剧本的写作。他不仅在工作和写作上帮过我，并且在生活中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搬家，他听说后主动来帮忙。我家里有个衣柜很高，电梯装不下，只好从楼梯往上一点一点扛，他和我的姐夫一起愣是将衣柜扛到了12层。最后，还是他将楼下剩余的一些小杂物，装满一个兜子里送上来，替我做了搬家的收尾的工作。
或许是从小家境比较贫寒，他养成了非常勤俭的习惯，甚至到了在我看来对自己吝啬苛刻的程度，不光不乱花钱，兜里也几乎从不揣钱。当时我们俩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下班，经过菜市场，他总会从我这里借几块钱买菜回家。直到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挣了不少稿费后，有一次，我俩像往常一样骑车回家，突然，他叫住我，说：“今天我请你吃雪糕。”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我确实吃到了他买的雪糕，而且是最贵的“和路雪”那种。我相信那是我们俩吃的最香的一次雪糕，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成名后的他依然是不忘本色，几乎没打过出租，即使是参加重要的活动，他也是坐地铁或者骑着他那老旧的二八自行车，为此他还经历了一次险情。他与我相约去“文采阁”参加一个文学策划会，我本想打车过去，可他偏不肯，只好一起骑车前往。中途他感觉车前叉有点不对劲，就找了个修车铺检查，修车的吓了一跳，说：幸亏你来的及时，不然前叉断了会出人命的。现在想来都有些后怕，如果那天真出了事，我们还会看到他后来给我们贡献的著名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以及电影《秋菊打官司》《集结号》和《金陵十三钗》吗？
在中国文坛混迹这么多年，我也算是一个亲历者。我看过太多一个作家成名或者当官后的变化，有些嘴脸甚至让人陌生和躲之不及。刘恒当然也有变化，但是他是变化最少的一个。因为我了解他早在写《狗日的粮食》开始就是一个冷静的或者说是悲观的一个写作者。他对人的本性之善恶早就有所准备和警惕。而这种冷静悲哀的世界观在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伏羲伏羲》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或许在他看来，人性本质是黑暗的阴冷的，它可能潜存在人类意识的深处，一但有机会，它就会释放出来。而短篇小说《拳圣》则是他写人性恶的极致。相反，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却多数是可爱的，或者是让人怜惜的，即使是她们的反叛和愤怒，也是源自她们的人性之善。比如《狗日的粮食》中的“瘿袋”，《伏羲伏羲》中的菊豆，还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李云芳等等。在现实中也是如此，他对女人充满了尊重，与女孩子说话，总是态度谦和，微笑面对，绝不会出口恶俗的玩笑和露骨的言辞。不少读者因为看了他很多涉及性爱的小说，对他的私生活充满好奇，也有人向我探听过这个问题。我告诉他：真正坦然写性的作家，在个人生活中往往是保守和有节制的，他把他对性的想象和理解转化成了艺术，而那些在写作中不敢坦然面对性的人，在个人生活中，可能往往很难经受住诱惑。中国古代梁简文帝萧纲的《诫当阳公大心书》有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我深信这个道理。况且对性的理解也分不同的档次，又如《易经》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我敢说，刘恒是国内少有的没有绯闻的作家之一，因为他早已参透了性与爱的本质。
1996年，我出任《北京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成了北京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他的家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我经常会去他家里聊天。他也会把最新写好的小说给我看。当时约他小说的杂志很多，所以，我常以我是他小说的第二个读者而感到窃喜，因为他的第一个读者永远是他的夫人。他给我稿子的时候总要希望我提些意见，让我觉得满意才可拿去发表。那个时候，很多作家都开始用电脑写作了，而他始终用传统的墨水钢笔写作，一笔一划，蝇头小字，如有修改的地方，他都会重新誊写一遍稿纸，所以他的稿子永远是干干净净，散发着墨水的香气。几年里，我亲自当责任编辑发表了他的三篇小说《天知地知》《拳圣》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中《天知地知》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得首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成为当时最受老百姓欢迎的电视剧。
2003年，刘恒被推举为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后又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并当了北京政协委员。他的电影剧本写作也达到了巅峰状态。先后写了电影《云水谣》《集结号》《张思德》《铁人》《漂亮妈妈》《金陵十三钗》及话剧《窝头会馆》等剧本，获得过国内和国际的无数奖项，被誉为“国内最成功的电影编剧”。多次与刘恒合作的导演张艺谋对他的评价是：“刘恒是当今中国最好、最认真的编剧。”成了大腕，除了创作，事物性的工作也多起来，但是他依然保持低调，保持自己的个人时间与空间。这些年我与他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每次见面我们都彼此非常高兴，而且肯定要聊一些家常。一开始我还有些不自然，因为我对发迹或当了官的人总是敬而远之。可是他的真实的微笑和热情的问候打消了我的顾虑。我知道他是个不忘记旧情的人，更不是个用虚假的应付对待朋友的人。我们都老了，他已接近花甲，我也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回到那个一起骑着自行车吃雪糕的岁月。
去年，他做的最让我感慨的一件事是他倡议并亲自主编了“老编辑文丛”，这套书选编了曾在《北京文学》杂志工作过的十一位老编辑的作品，这些人都是他和我当编辑时候的前辈同事和老师，其中六位已经离开人世。在序言《梦想者的痕迹》中刘恒写道：“作为编辑，躲到鲜花的后面去，躲到掌声的后面去，躲到一切浮华与喧嚣的后面去，是这个职业与生俱来的宿命，在他们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处境了。他们朴素的文字与他们平凡的人生相呼应，一并成了默默的耕耘者的写照。我期待用心的读者聚此一阅，对这些文章和文章背后的仁者保持真诚的敬意。”作为一个编辑出身的作家，他深知编辑的辛苦和寂寞，更牢记了编辑给予他的帮助。他写道：“我有幸与他们共事多年，并以此为傲。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参与者，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受益者和见证者。他们的勤勉和谦逊，淡泊与宽容，敏锐和通达，以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不懈劳作，滋养了《北京文学》这块阵地，滋养了无数有名或无名的作者与作品，也滋养了我。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伏案苦读的背影，在狭小的办公室聚首畅议稿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鄙人将没齿不忘。我斗胆呼唤读者来亲近这套不起眼儿的书籍，却并非出自私利与私情，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领略一种淡淡的仁慈、拙朴、坚韧和梦想，并从中吸收于人生有益的养料。那些深爱文学的人，必定会在前行者的足迹中领悟到职业的真谛乃至人生的真谛，并像我一样受益终生。”我不惜笔墨引述他的文字，是因为他的表达也是我的我表达，我做了30年的编辑，也做了差不多30年的文学评论者，如果在我退休或者死去的时候，有人这样回忆和评价我和我的工作，我不能说含笑九泉，至少会死而无憾。
回首刘恒与我这么多年的亦师亦友的交情，我感觉他竟然扮演了那么多的角色：编辑、小说家、编剧、作协领导、政协委员，当然还有我没写到的好父亲、好丈夫的角色等等。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扮演的非常成功，得体、自然、亲切、磊落，因为他不需要演技，他是个本色本真的人。而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兄长，一个可以信赖，让我受益终生、无法说尽的兄长。
(已发《文学报》2014年7月14日）
